“如果不能在整个社会中明确房地产是城市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中国的经济可能永远上不去,至少中国的城市化率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城市化
房地产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拉动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没有房地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中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建国之后前30年,浪费了一个低成本、高速城市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亚洲四小龙”也好,或者是“四小虎”也好,他们恰恰在二战之后,充分利用了30年低成本阶段,迅速完成了城市化率60%到70%的过程。
我们在大食堂阶段,不但没有增加城市建设,反而把农村的房子砍掉了300多万,都盖厨房,盖大食堂了,不准家里有小食堂,这是过去30年犯的错误。那时候城市化,就是把小学生恨不得推到农村去,认为农村人没有知识。
如果不批判前30年的错误,我们就认识不到后30年为什么花很高的成本来进行城市化。前30年等于没有民生,所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城市人均居住只有3.6平米,比建国之后城市人均居住4.7平米还少。因此我们又用了30年改革的时间,实现了两亿农民进城,现在叫做接近6.7亿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47%左右,低于世界49%多的城市化率。很明显的就是不重视房地产业,所以房地产滞后,迫使我们城市化迟迟不能实现。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假如我们前30年没有浪费,那时候土地、劳动力、建材都非常便宜,那城市化率就比现在高很多倍了。我们现在看看,还需要把4亿农民变成城里人。所以中央提出来,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城市化率,要把中小城市的农民变成市民,那没有房地产支撑,城市化率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不是因为没有贫民窟,而是没有让这些人进城。最近看有一个地方叫做唐家岭(注:隶属海淀区西北旺镇),北五环到六环之间,已经出现了将近6万人口的小村镇的居住情况,而且唐家岭去的不是农民工,都是大学学历的白领在那儿住,甚至组织了小政府,小社会组织了,这恰恰因为我们不敢,或者不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一项工作坚持到底。
我记得我和顾会长(注: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一块参加了18号文件的制定,那时候就特别强调房地产不但已经是支柱产业了,而且是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支柱产业,后来没有人敢提,就是因为不断打。打的结果,我们08年出现了经济危机,经济下滑了,其实经济下滑不是因为和美国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09年没有办法了,说你们赶紧弄吧,有优惠措施。
现在要进入一个常态,就是没有优惠政策,房地产仍然是支柱产业。城市化进程要加速,我们才能用30年或者更短时间实现小康指标中所说的城市化率。因此,如果不能在整个社会中明确房地产是城市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不能把它的地位给予肯定,或者让它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的经济可能永远上不去,至少中国的城市化率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如果没有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二元结构一定拖着中国经济后退,迟迟无法跟发达国家相比。这么多农民,你怎么让中国经济整体上去?表面看来都在吹中国的G2问题,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排在100位之后,如果没有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国的经济难以提高,而且房地产在未来当中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政府会背上福利分房的包袱,最后背也背不动,我们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所以一定要利用中国房地产大肆做宣传,要把它支柱产业的地位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中国快速的城市化率。
土地供应的瓶颈
北京市“两会”上,市委书记刘淇自豪地说,北京市已经提前实现了人均GDP1万美元,而这原本是2020年要实现的规划。但是,与之相应地,北京市的人口也提前10多年实现了2020年的规划。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严格管理之下,瞬间超过了2000万人口。可是我们2020年总体规划指标是1800万。
GDP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超额完成了,但是土地资源供应没有超额完成,仍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走,也就是按照11年以后人口才达到1800万的规划来供应土地。所以每年供应土地只有5000亩到6000亩。
所以郭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十分突出,原因就是GDP增长过快,土地供应跟不上。国土部那边摁着计划,每年就这么多指标,没有变过。如果国土部那边按照原来旧的规划指标给你供应土地,你这边能够增加吗?如果能够变的的话,我们早就不用严控18亿亩(注:国务院规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了。可能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做到增加提供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供给量。要彻底改变资源配置系统,要相对应,不至于严重滞后,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