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当代中国人的“老上海想象”的元素,其实也包括张国荣的《红色恋人》、陈逸飞的《人约黄昏》等等上海的“老政治”。
上海人陈丹青在北京愤怒了,上海人陈逸飞累死了,上海人余秋雨先前说要“封笔”,现在又宣布即将复出了。
这就是现在的上海的大事记。寂寞的上海。
不由得怀念起“老上海”的多元与热闹。
一说起“老上海”,许多人会立刻想起美女月份牌、有外籍侍者的咖啡馆里的缱绻情调、气氛暧昧的有轨电车、王家卫(《花样年华》其实是一个上海故事)、张爱玲等等。
构筑当代中国人的“老上海想象”的元素,其实也包括张国荣的《红色恋人》、陈逸飞的《人约黄昏》等等上海的“老政治”。当然,影片中的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场景仍然是小资式的、柔和的、缱绻的,尽管鲜血终于会流出。在这类电影中,在飘舞着的梧桐叶下,革命者暴露出文艺青年的原形,而戴着鸭舌帽穿着工人装的工人阶级,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不过,尽管革命家(香港腔的)和工人阶级(文艺腔的)的这类“老上海”电影在语调上有点问题,但毕竟揭示了上海历史底蕴的另一面。
在当代中国,“老上海”已成为本土的“古典”和怀旧的焦点之一。而历史上的“老上海”其实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先锋舞台,是国际上最新锐思想的风云汇聚之地。老上海的“海”,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新锐”的“老上海”在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元性、实验性和革命性,与1968年的巴黎相互呼应,而与现在商业化的“新上海”有较大的不同。以“老上海”的先锋、多元与新锐,如果它仅仅被当作怀旧一族的“古典”,是有一些缺憾的,它也应当融入我们的未来想象和未来期待当中。
《子夜》中吴老太爷初次看见大上海,便昏死过去。但冒险家和流浪的知识分子却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缝隙。“老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在笔者看来,这个判断既指“老上海”是国际资本的搏杀战场和江湖帮会的谋财旺地,也指“老上海”是思想探险者和革命者的宽广天地。走在上海的老街中,会感受到其中浓厚的“红色传统”和“激进传统”,这里有中共“一大”会议的旧址,有中共中央曾经的秘密办公地点,有工人阶级罢工和起义的诸多历史痕迹。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浪潮中,上海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进步思想和进步运动的强大堡垒。30年代上海进步运动之活跃和现代意识的多元呈现,使邻近的“首善之区”南京的道统腔和压抑感更加凸显出来。
在“老上海”,中共及其外围附属组织,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等人主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自由主义者、现代主义文艺实验家、国防文学和抗日话剧的热血参与者、梦想“自治”的上海布尔乔亚市民们、唯物论者和有神论者、激进派与改良派、海归派和大量的流浪文人(如萧军、萧红)、来自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流亡者(老上海收容了许多抗日的朝鲜人,后者还在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来自欧美日的国际革命者等等,共同铸就了一段以进步、救亡、新锐、多元为主调的黄金岁月。
一名文艺青年曾说:“我们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我们都是被践踏被围困的人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爱惜我们人类,才信任我们自己底力量。”对于日本的侵略,他提出必须用武力来回答武力。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的“老上海”中有很多很多,时代的风云激发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革命浪漫主义。又如有这样一名外省青年,读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自由思想史,在严冬时节到山村为农民演抗日剧,感叹着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不喜欢自由。这样的言行和精神风貌在“老上海”的青年人中也是极为普遍的。当然我们也记得,“老上海”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等这样的青年和“红色恋人”,作慷慨之歌而殉难赴义。
上海人收拾行装去延安,这也是“老上海”的经典场景和经典故事。只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和变异,是历史没有预告而他们自己也不曾预料的。
“老上海”也产生了像顾准这样有远见的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的“老上海”在接收全球资讯方面愈加方便,当时的人们可以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读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能了解到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对苏俄模式从热望到清醒的心路历程,因此颇有一些人对于后来的时代变迁和个人遭遇,似乎早有心理准备而处变不惊。我读顾准1959~1960年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写的“商城日记”(商城县在河南信阳地区),发现这颗聪明的大脑,居然也能够很有耐心地花很多时间思考下一餐如何能吃个半饱。他能吃个半饱,就有力气继续思想,并且有力气对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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