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一名富二代街头飙车者今年5月撞死了一位出身普通的年轻人后，这起事件在中国东部这个繁华的城市点燃了阶层对立的火焰。

　　20岁的肇事者胡斌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家中拥有多辆轿车和杭州风景优美的黄金地段的多套房产。而25岁的受害者谭卓是一名电信工程师，来自偏僻的乡镇，下岗的父母想方设法筹集了学费，满足了儿子的大学梦。

　　在这起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当地一份报纸以“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为标题报导了此事，成为公众愤怒大潮的开始。在受害者尸体附近红色三菱赛车里的司机照片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让这起本是每年造成7万人死亡的中国众多交通事故中的一例，引发数百万中国人对阶层不平等的共鸣。

　　即将迎来建国60年大庆的中国曾宣告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国，但目前它却面临着重新燃起的对新一代特权阶层的愤怒。近几个月来汉语中“愤富”一词的形成就反映了公众的怨恨情绪。

　　30年前，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中国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不过，他还加了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人做到了，但并不是所有其他人也都跟着富裕了起来。

　　中国并未改造过去的阶层体制，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也对滥用权力者恨之入骨。邓小平的改革让数亿人摆脱了贫穷。不过如今更加富裕的中国贫富差距也更大了：贫穷的农村与富裕的城市、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陆，以及教育水平上的差距。这些越来越大的差距被普遍认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不过它们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杭州交通事故这样的事件暴露了同样深刻的一种不满情绪：即新富阶层凭借他们的金钱和政治关系正在巩固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扼杀了平民阶层的希望。

　　随着信息不断流向中国的3亿多互联网用户，富人们的恶行很快成为感到愤怒的大众发泄怒火的目标。《中国新贵》(The New Rich in China)一书的作者古德曼(David Goodman)说，各种信息往来更多了。除了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之外，现在又有了富人，他们在政治上也更有权力了。(公众)对他们存有许多怀疑。

　　公众的怒火正日益集中到执行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释放出中国压抑已久的创业能量的那一代人的子女们身上，即“富二代”。胡斌就成为了富二代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大多20来岁，他们像小皇帝一样长大，被认为是生活在蜜罐中，面临的也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公正标准。

　　5月7日晚8点左右，胡斌改装过的三菱车在杭州西湖附近一条街道的斑马线上撞倒了谭卓。撞击让谭卓飞出了约20米远。旁观者和记者迅速聚到现场围观，胡斌的几个朋友赶来安慰他。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时，胡斌坐在车内用手捂着脸，他的朋友则在附近抽烟嬉笑。

　　照片很快在网上流传，引起读者对照片中揭示出来的冷漠行为发出愤怒的评论。

　　在公众的压力下，杭州警方在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警方称估计当时的车速仅为每小时43英里左右。他们否认了胡斌的轿车经过非法改装，拥有更大动力的说法，尽管目击者称他的驾驶速度更快。超速驾驶会导致更严厉的法律制裁。

　　中国公众察觉到了遮遮掩掩的迹象：围绕此事的网络博客满是人们愤怒的跟贴。其中一人写道：看看这对有钱的爹妈怎么帮儿子收场吧！

　　仅在一篇相关博客的后面就有约1.4万条留言，分析肇事车车速以及谭卓身体受到撞击后的飞出弧度。还有人说胡斌的父母正在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给他减罪。浙江大学的学生罕见地出言挑战，在一封致市长的公开信中要求对校友谭卓的死亡进行新的调查。

　　当日晚间，数百名学生和市民在事故现场举行了烛光守夜仪式，他们在人行道上摆放了花圈和点燃的蜡烛。翌日早间，警察拘捕了胡斌，并进行进一步调查。

　　谭卓的葬礼在5月11日举行。当灵车经过时，超过1000名悼念者在道路两旁肃立，以少有的公开方式展现了团结。在人们尽诉悲痛之情后，杭州警方当日晚间发表声明，承诺对事故进行彻底调查。

　　在车祸发生后一周，当地警方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认最初的测速结果有误，将时速增加了一倍，并承认汽车发动机进行过改装。这一态度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即胡斌的父母就是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帮助他逃脱法律的严惩。

　　面对公众的义愤，胡家同意支付给谭卓父母16.5万美元的经济补偿。

　　然而，7月中旬的庭审再次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当时胡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人们普遍认为法庭量刑过轻。当时出庭受审的胡斌表情比肇事现场存照要沉重得多，网上因此盛传胡家是雇佣了一个替身。中国当局强烈否认了这一传言。

　　谭卓父亲谭跃公开批评了法庭的判决。和其他人一样，谭跃也怀疑现已服刑的胡斌不是肇事者本人。胡斌家人通过律师表示拒绝就此置评。

　　谭跃又高又瘦，谭卓的眼睛曾长得和父亲的一模一样。谭跃说这起交通事故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政府在调查上存在失误。他说，杭州市民非常生气这些富二代在公路上搞拉力赛；政府连我们过马路的安全都不能够保证，然后还试图控制媒体，这都使得人民更加愤怒。

　　在遇难之前，谭卓的人生经历可谓现代中国的成功典范──一个出身相对贫穷的人可以通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来改变命运，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白领。

　　谭卓生于湖南一个小县城，那里距离省会长沙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路上需要穿过一片片竹林。他老家的房子是一栋父母盖起的三层水泥小楼，父亲谭跃原来是一家国营运输和物流公司的经理，他的妻子则在一家国营餐饮企业工作。可是他们几年前双双下岗，不得不四下寻找所有能干的工作，从卖食品和内衣裤，再到给学校打零工。

　　求学时的谭卓表现出众，中学时代曾在省级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谭跃站在谭卓的卧室里，对着木床上方悬挂的谭卓大学毕业照回忆道，我曾经和他说：你必须靠你自己，因为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资源可以帮助你，不过，在这个社会里你不需要金钱和社会地位也能成功，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谭卓在浙江大学主修通信工程专业。为了支付他每年1464美元的学费和食宿费用，谭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过，当他2006年毕业后，家里的经济困境就得到了解决。他被以色列电信企业杭州依赛通信有限公司(ECI Telecom Ltd.)的研发部门录用，年薪达到了14640美元左右，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七倍。他寄钱回家，并计划着为父母买房养老。

　　胡斌的生活则有着天壤之别。他在杭州西湖附近长大。周边林立着大牌时装店、高档海鲜餐馆和汽车展示厅，包括两个法拉利展厅。胡斌的父母是商人，经营服装生意。撞人事件发生时，胡斌是杭州市一所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大二学生。

　　显然，胡斌的一大爱好就是汽车。按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他和一群用非法改装的赛车飙车的年轻人混在一起。胡斌的照片仍挂在杭州F2国际赛车馆里，去年冬季他曾在那里举办的卡丁车比赛中夺冠。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辆红色的二手三菱赛车，车身贴满了汽车俱乐部的各种贴纸。

　　在杭州卡丁车俱乐部，老板王可(音)回忆起为胡斌的汽车修离合器的事。他的客户通常都是对改装车颇为热衷的私企老板儿子和海外华侨。这个俱乐部是个很受飙车族喜爱的地方，里面装饰有汽车轮胎和镀铬轮圈。

　　不过王可认为，媒体对胡斌并不公平。他说，如果他是有钱人，那很多人都要算有钱人了。

　　在中国，阶级是个背负几十年血腥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概念。6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承诺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清理中国的资本主义，毛泽东领导了很多次阶级斗争。在早期阶级斗争中，就有多达100万个地主被杀。这类运动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达到了高潮，当时任何有着富裕背景的人都可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政府在宣传中呼吁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承诺支出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医疗和教育改革，以便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做法的批评却难以消除。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犯罪率较巴西等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要低。中国也比印度要稳定。不过一些中国评论人士担心，如果不加以注意，越来越严重的无助感可能会从对腐败地方官员和暴发户的不满变成对整个体制的更广泛的不满。

　　中国的法律体系常常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在作出判决之前，刑事案件的法官通常会考虑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数额，从而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有钱人实际上可以从杀人案中脱身。

　　8月在重庆市，一家酒店的经理被指控打死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的小孩从酒店大厅里摘了一朵塑料花。这位经理向死者家属赔偿了人民币28.5万元(合41,720美元)。媒体广泛报导称，这名毫无悔意的经理据说在打死人后对一名目击者说，大不了我花200万买下这个人的命。当地警方表示，他目前在候审之中，可能会被判入狱。

　　在杭州，有关部门承诺打击飙车，甚至还在市里的人行横道上画上了大大的心形图案，以鼓励安全驾驶。不过就在胡斌被判刑几周之后，在距离出事地点不远的一条爱心斑马线上，一名外地来杭务工的年轻女服务员马芳芳被一辆保时捷SUV撞死，司机28岁。

　　死者21岁的男友戴旺朝(音)说，你说有钱人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他还说，假如反过来是我撞了人，我将不得不坐很多年的牢。

　　在胡斌被判刑之后，谭跃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里面装着儿子在学校获得的一些奖状、儿子的驾照、党员证和几张照片。每次谭跃和妻子打开手提箱，两人都会失声痛哭，甚至还会紧握着一个尚未开封的除毛球棍。根据风俗，谭跃原本计划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不过现在想把这些留下来，作为对儿子的纪念。

　　他打算用赔偿金搬到一座新房子里，为自己和妻子买健康保险。他说，以前儿子是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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