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浦东金融区充满未来艺术色彩的摩天大楼已是鳞次栉比,但我在每次上海之行中都会发现它们旁边似乎又盖起了新“邻居”;不过,楼高87层、形状酷似瓶启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依然傲视群雄。
鲜有证据显示此次金融危机影响了上海的发展雄心,上海世博会(Shanghai Expo)即将于明年开幕,新的地铁线路以及新的大楼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建成。此次盛会是否可以与1851年时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相提并论,只不过这次轮到了上海来“秀”出自己的工业实力?这也无怪乎为什么许多来到上海的游客都留下极为乐观的印象了。
但是有一件事会让我在驶过浦东的高楼大厦时迷惑不解,那就是这些摩天大楼外无声闪烁的霓虹灯。我不得不就此问题向东道主讨教,问他们究竟是所有灯都打开了呢,还是这里根本就是空无一人。据报导,又名森大厦(Mori Building,因其日本设计师而得名)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出租率仅有30%,附近居民楼的住家或灯火迹象就更显稀薄了。
除了急急忙忙盖高楼、修基建之外,上海是否有可持续性发展的计划?
虽然上海让人目眩神迷,但这种不连贯的发展模式却会带来很多问题。在今年上半年,上海的经济增速仅为3.3%,在中国31个省市中排名倒数第一。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的目标却毫不动摇,那就是在2020年之前将上海打造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担此重任的是香港。
如果仅就流光溢彩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而言,那么上海可能已经超越了香港。而且上海证交所计划明年开始走国际化路线,香港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HSBC)已表示愿意在沪市国际板挂牌。
不过,上海想像香港、伦敦或纽约那样成为金融中心的勃勃雄心正面临着挑战。
最常为人诟病的障碍是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人民币。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得到改观,尽管上周中国政府开始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
不过,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前中国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税率,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策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香港“不干预”的监管原则、较低而且简单的税制使得它成为了全球大型银行及金融机构眼中的宝地。
相比之下,中国的税率体系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时期就几乎没有变过。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45%,如果你在中国的居住时间超过五年,那么就要基于你的全球收入征税。开设新公司也是件麻烦事,你可能在见到收入前就先见到税单,而且还要每月提交财务报告。
中国的监管机构也在给它金融业国际化的努力制造障碍,尽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差不多已经有七年时间了。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甚至有可能在开倒车。据上周的报导,标准人寿保险公司(Standard Life)表示将撤出中国大陆。这家英国保险公司并未对此给出解释,仅表示将把该公司在合资企业恒安标准人寿(Hen An Standard Life)所持有的50%股权尽数出售给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而这家合资企业到目前为止仅成立了六年。
虽然中国庞大市场所具有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但外资保险企业却发现自己举步维艰;普华永道(PWC)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它们的市场占有率从2005年时的8.9%滑落到了4.7%。部分原因在于此前中国政府未能兑现有关将取消严格按地区开展业务的限制的诺言。
这样的保护措施或许能在本土企业受益,但竞争和开放市场才是投资、发展和就业的重要推动力。
显然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就业问题。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已经流失了4000万个工作岗位。
尽管如此,中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多少令人宽慰,其中银行放贷、工业产出以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均好于预期。已有一干经济学家据此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重上轨道。
然而事关中国就业问题的出口仍无好转迹象,同比降幅23.4%,大于预期。
或许这是一种复苏,尽管我听到的对这些矛盾数据的解读版本不那么乐观:眼下工业产出数据看上去很美,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通过国有银行充当各个工业领域的最后买家,但这种情况根本是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复苏的软肋在于它需要国家的政策来创办企业和创造就业,而不是盖几栋楼那么简单。唯有那样,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才可能有更多的“人气”聚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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