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真实的再现，还是刻意为之？

　　飞利浦·格夫特曾是纽约时报的一名图片编辑，经常写些和摄影相关的文章，这次为镜头博客写了一篇散文，改编自他的新书《弗兰克之后的摄影》，光圈出版社。

　　诉说真实是一张照片所应允诺的——就好像事物本身停留在精密的光学中，通过摄影来展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照片仿佛让我们亲眼见证了那真实的一刻，即便我们并不在现场。看看所有著名的照片，这些作为历史事件文献和证明的照片：马修·布雷迪的内战照片；刘易斯·海因的美国工业发展史；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在一辆种族隔离的市内巴士上，一张记录了人权运动诞生之时的照片。他们不都是真实事件的证据，延续至今的历史性时刻？

　　当然了，仅仅因为一张照片所呈现的世界，具有知觉上的准确性，并不证明这就是自然发生的。摄影影像也许看上去确实像真的，不过，在引导人去拍下那一刻的情况下，真实度是有偏差的。

　　约翰·萨科夫斯基的重要著作《摄影师之眼》里，罗伯特·卡帕被誉为“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卡帕最著名的照片“《战场的殉难者》，西班牙科尔多瓦前线的CerroMuriano，1936年9月5日”，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阵亡的一瞬间》，摄于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虽然长期以来被视为典型的战地照片，但其真实性也在学者、馆长和批评家之间，引发了几十年的争论。西班牙士兵被击中时，在精准的一刻捕捉到了极具代表性的照片，然而，其摆拍的可能性却削弱了这张照片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意义。

　　卫报报道的新证据又激起了争论。巴斯克地区大学的教师JoséManuelSusperregui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所包含的调查，质疑了《阵亡的一瞬间》公认的拍摄地点。在国际摄影中心的档案里，有卡帕之前未公布的照片，拍摄的顺序和《阵亡的一瞬间》相同，却展现了他身后更为广阔的风景。Susperregui利用这些照片促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即它们都摄于距离CerroMuriano25英里的埃斯佩霍村。这则信息以及许多关于卡帕摆拍这张照片的传闻，加深了其中的阴谋性，这重又燃起了西班牙媒体的关注，时值国际摄影中心巡展，名为“这是战争！罗伯特·卡帕在工作”的展览刚好在加泰隆尼亚美术馆开幕。

　　摄影中心的主管威利斯·哈特肖恩在电话会谈中说道：“研究这张照片的人都想找出真相，关于地点的新发现是令人信服的。”一切皆有可能，哈特肖恩补充道。他说：“我们试着把调查拼凑到一起。”

　　一系列以“真实”留存于世的经典照片中，都有着去定义、完美和夸大真实的冲动。例如，马修·布雷迪就很少涉足战地。他受不了见到死尸。事实上，许多归于布雷迪工作室的战地照片都是他的手下亚历山大·加德纳和蒂莫西·奥沙利文拍的——他俩都以把尸体围绕开以达到构图和流传后世的目的而为人所知。

　　加德纳拍摄的“《叛乱狙击手之乡》，1863年，盖茨堡”，一名士兵的尸体呈完美的躺卧状。相对于镜头的方向，他的头部倾斜着，手放在肚子上，来福枪垂直地支在岩石边。要不是加德纳的另一张照片也用了这名士兵，这次他的脸背过镜头，来福枪则平放在地上，那么，原来那个场景无疑会被认为是摄影师偶然遇上的。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里，名为“《安蒂特姆阵亡的士兵》，1862年”被收录了两次，都归于布雷迪和加德纳名下。在这张照片里，大约20个士兵的尸体横过原野，整齐地躺成一排。他们倒下时可能这么整齐连续吗？了解了加德纳的那张叛乱兵的照片后，为了创造出更好的构图，这张照片上士兵的尸体可能被移动过。但也可能是其他士兵在挖乱葬坑之前，把尸体排成了一排。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拍下这张照片的，至少它能证实安蒂特姆之战发生在这片原野。我们得知许许多多士兵死于此。这场战争的证据依旧留存着——士兵死亡的日期，他们的战场，所穿的衣服等等。只是在真实变为虚构，或照片变为隐喻之前，摄影师得改变多少内容？

　　刘易斯·海因的一张1920年发电厂技工的照片，象征了建设美国所具备的职业道德。这张简约的照片很久以前就极具代表性，最为重要的是它的“真实性”。但事实上，海因——一个在日益变得机械的世界里，关怀人类劳动的人——摆拍了这个人，为了创造出理想的照片。(在第一次拍摄时，这位工人的裤子前裆没拉上。)难道这就削弱了照片的有效性？日常生活中的瑕疵竟然阻扰了真实去呈现事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最佳状态，不是很悲哀吗？在尝试着去完善真实的时候，我们瞄准的是更高的水平。一个前裆拉链开着的人被视为有损尊严的，同样著名的照片也是如此，他所摆的姿势，代表了理想的美国工人形象——他刻意表现出的尊严，是永远不变的。还有，这位技工确实在发电厂工作，他的姿势足以说明他的工作。照片所描述的真实无可争议。海因是否一贯忠于真实一刻所发生的事，这也许和照片所具有的重要的象征意义无关。

　　虽然作为海报和明信片的“LeBaiserdel’H??teldeVille,1950,”(“《市政厅前的吻》，1950年”)曝光过度，罗伯特·杜瓦诺的这张照片却捕捉到了生活的自然写照，长久以来成了此类作品的佼佼者。这对情侣很是讨人喜欢，他们的衣着和姿势又是那么优雅，从巴黎的咖啡馆望去，这一幕多么让人愉悦。美妙而浪漫的一刻，被如此轻快地记录了下来！但是，除却这张照片所诉说的故事——一个摄影师碰巧从他的珀诺酒边抬头望去，鬼使神差地正巧遇上这对情侣——那一刻没有任何意外的新发现。杜瓦诺之前就在学校边见过这两个人，他们在那儿学习表演。当时杜瓦诺受雇于《生活》杂志，为了讲述一个发生在巴黎的浪漫故事，他顾了这对情侣做模特。这个事实直到九零年代早期才公诸于众，当时几个宣称自己是这张著名照片里的模特的人，控告了杂志社并要求赔偿金。缺乏真实性是否贬低了这张照片？对于我来说是的，从浪漫的约定降至为精巧美丽的谎言。

　　1950年早期，露丝·奥克金在佛罗伦萨遇见珍斯·艾伦时，奥克金想以她来为主角拍一张照片，呈送给《论坛报》。“《美国女孩在意大利》，1951年”被视为不经意间的拍摄，当时奥克金注意到几个骑在摩托车上的意大利男子贪婪地看着走在街上的艾伦。奥克金让她再走一次，确保照片拍了下来。第二次的拍摄是否改变了这一现象的真实性？你是如何理解杜瓦诺的摆拍以及奥克金的再创作之间的不同呢？

　　人权运动诞生之际往往被认定为1955年，在拥挤的市内巴士上，一名名为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性拒绝给白人男子让座。这张帕克斯女士坐在公车上的著名照片，许多人视之为历史性的记录。但这照片拍摄于1956年12月21日，即在她拒绝让座的后一年，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蒙哥马利市巴士种族隔离体制为非法的一个月后。帕克斯于2005年去世之前，告诉她的传记作者道格拉斯·布瑞克利，那张照片是摆拍的。《形象》杂志的一名记者和两位摄影师让她坐在车上，位于一名白人男子之前，同一天，相同性质的照片上也出现了其他人权运动的领导者，包括马丁·路德·金。这些摆拍的照片成了历史的参照，也揭示了历史与谎言之间如迷一般的关系。

　　作为事件的见证人，摄影记者着手记录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就如同其真实重现一般。这一职业的重要原则就是，相机的存在绝对不能影响到被拍摄的场景。观众所期待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照片上所呈现的场景。报纸上的照片被确信为真实的；而广告影像可以理解为虚构的。如果报纸上的照片是经过设计而呈现的，那么就信任及真实性而言，问题就来了。不过，真实与虚构之间——或者轻悬于这两者之上的任一一方——是隐喻领地，那儿真实大约转化成更为诗意、更具象征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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