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良镛回忆，一次梁思成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交锋越发激烈。

　　三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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