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农村的流动性

　　川西平原的村落，围绕在孝泉镇和孝德镇四周。农忙季节要来到了，田地里绵延着大片青绿色，油菜和小麦即将收割，水稻等待插秧。地震后的村镇，比以往热闹了不少，因为大批新房要建，当地人无须外出打工，就在本地做建筑工，一天的工钱也达到了80～100元。

　　公路边刷得白白的新房墙壁上，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的绵竹年画非常抢眼，不同于多数农村粗陋的墙体广告，这里的房子上画着大幅的《二十四孝图》、《闹春图》、《太白赠鞭》等故事。即使是旧房屋，两扇门也画着与门板一样高的两个彩色大门神——秦叔宝和尉迟公。尹天润说，本地人特别在意年画的功能，与其说为了美观，不如说是更在意年画驱邪避灾的寓意。

　　农耕社会高度发达的川西平原，因为得益于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长年水旱从人。用德阳本土作家简以模的话来说，“即使是一颗汗珠子滴下去，也能在田地里长出粮食来”。千百年来农耕的富足，成为四川人乐天知命的一个底色。研究者在谈到四川的茶馆遍地开花时，不用为农业劳作操心，是四川人时间闲散、心态悠闲的最根本原因。

　　记者来到川西农村，跟不同年龄的农民交谈，发现与其他农村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担心农业的收成。孝德镇石坝村84岁的老支书杨乐召记得，解放前他们佃农租地主的田地，最担心的是猪或牛会病死。养猪是为了积累粪肥，养牛是为了耕田，如果牲畜病死，佃农就极可能破产。但是收成从来不是问题，只不过“ 地主如果想卡你，有心提高租子，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不下去了，只得迁徙”。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曾在2007年秋天，组织了不同大学的16名学者在孝德镇的5个村子调查了半个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种弥漫川西农村的“软绵绵的幸福感”。学者徐楠说川西农村的人会过日子，这是一个“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

　　即使在一年半以后的今天提到当时的调查，贺雪峰仍然记得当时强烈的感受：“我管他们叫做不走极端的川西人，好像四川人什么都能够理解，什么都能够接受，这在曾经固守传统道德的乡村社会，是极为少见的。直观感受综合起来就是川西人的不钻牛角尖，不认死理，不打死锤，不走极端。”

　　在贺雪峰过去调查的华南农村，多以宗族为构造，宗族、祠堂等对个人形成了严格的道德约束。华北动辄上千人集中居住的大村落，村庄本身成为农村社会稳固的基本构造。而解放前四川的农村是以灵活流动的村组为构造的，一个村组可能只有十来户人家，“湖广填四川”使得不同地方不同姓氏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住在类似四合院的川西院子里，为了互相照应和联合抵御风险。以尹天润自小居住的院子来说，住着尹、兰、张好几个姓氏的人家。于是在四川几乎没有“外来人”的说法，村庄里少有宗祠，也少有大姓，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地杂糅的生活方式。

　　杨乐召向记者提到，祖辈自从来到四川，世代以租地生存。不同地块要上交的谷子不一，佃农和地主便形成了每年议价的关系。一旦谈不拢，农民就得搬家。于是父母带着他们弟兄三人长年流浪，直到弟兄三人都成了家，这个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仍然不会稳定居住，“有时候搬到几里地外，有时候可能到几十里之外”。邻里关系在这种流动中随时形成又随时解体，大家都能在一种宽容松散的气氛中和睦相处。

　　解放后的土改，才将川西农民固定到了土地上。杨乐召一家当时正好租种了石坝村某地主的土地，新政府给他分了田地，他家就此定居下来。同一个大院内的张姓人家据说是广东人的后代，也在土改时定居到了这里。

　　于是表面看起来，如今川西农村的架构与其他农村无异，但是由于历史上独特的流动性，那种相对松散的道德感和宽容的态度，仍旧保留了下来。贺雪峰说，中国华南的农村，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矛盾喜欢冷战，夫妻婆媳间不说话的人不少。华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则比较激烈，要么关系特别好，要么就能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南方农村上千人的村庄，因各种纠纷或者想不开，发生十来例自杀事件是很普遍的。”而他们调查的5个村子有七八千人，“居然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一起自杀，确实让人惊诧”。

　　川西人不走极端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淋漓尽致。在孝德镇大乘村，一位70多岁的寡居老太太，为了享受几天城里人的生活，嫁给了德阳的一位老工人。这位老头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了另一位老工人，及至这个老头去世，老太太就一人住到了镇子上。“一个农村老太太，到了这个年纪还抛下满堂儿孙，为了自己的个人享乐一嫁再嫁，这在别的农村是很不可思议的。”而村人对于老太太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这样过也还不错”。在村子里，由于近年来妇女外出务工，有几个人在外地另找了男人，要跟家里的老公离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他人也并不苦心规劝，当事人虽然困恼也并不会做出极端的举动。

　　贺雪峰还对他调查的一个村子的村支书印象深刻。此人颇有些袍哥气质，热心快肠，但是如果村民不听话，他也会动用些黑道上的人轻轻吓唬村民，这样使得他领导的村子运转高效。上世纪90年代后，村子里的小茶馆多了起来，村民们几乎每天整个下午都在茶馆打麻将消磨时间。书记看不下去，认为“勤快人日子好过，懒人日子不好过”，于是声势浩大地开始“禁麻”。有趣的是，这位书记本人就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赌王，还曾公开在赌局上展现自己的不败之功，赌起来成千地赢钱。于是不服的村民开始上告，“禁麻”一年后书记只好妥协，村里的茶馆从此更是麻将声鼎沸。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书记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和村子人的关系也还不错，大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参与调查的学者罗兴佐感慨：“川西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弱关系。”

　　在乡村社会的频繁流动中，村落中的庙子与镇上的茶馆，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见汇集地。寺庙看似更多成为村子人信仰和精神的寄托地，而茶馆则是更为世俗化的精神家园。直到现在，川西农村处处可见热衷寺庙活动的“婆婆大娘”。每逢初一十五，这些上了岁数的妇人们便集中到村里的庙子“耍上一天”，每人只用交两元钱，就能在玩乐之余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它在此地更多表现为人们对固定交往的一种寄托。

　　正在远去的都市老茶馆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教师王笛提到，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有了对川西乡村社会的了解，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流动性形成了宽容的特质，也成了四川的城市精神。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完整地保持了传统韵味，上世纪20年代建立的木制廊厅和传统的竹椅，让人感到亲切。

　　81岁的潘雨酥从鹤鸣茶馆退休了几十年，仍然有着每天来喝早茶的习惯。潘雨酥说鹤鸣茶馆向来文化味儿浓，以前被称为“六腊战场”，每逢寒暑假学校都会到这里来招聘老师，于是应聘的老师和学校教员是这里的常客。鹤鸣茶馆内并不唱戏讲评书，是比较风雅的茶园，民国期间不少来到四川的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喝过茶。大街小巷的茶馆，则和老百姓联系密切。“旧时家里住着挤，一般人没事当然喜欢去茶馆坐着。住家的人也不烧热水，直接到茶馆去买。”

　　吴科军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鹤鸣茶馆的老员工，30多岁的吴科军还保留着老手艺，他向记者展现了一只手拿7套盖碗茶的技艺。上世纪90年代，蒲传明等几个在鹤鸣茶馆工作的老职工承包下了茶园子，保持了它的本色没有变动。

　　民国期间成都的茶馆有400多家，如今更是多达3000多家。除了少数几个吸引外地人参观的茶馆，一般茶馆已经没有了评书或各种表演，更多成为人们谈事情的高雅场所。李伯清自创的“散打评书”曾在四川风靡一时，但他的弟子廖健告诉记者，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散打评书”相当于脱口秀，它需要说书人有非常深厚的生活阅历，以及四川式的独特幽默。随着李伯清退出评书舞台，能将这种方言评书发扬光大的人几乎没有。对于四川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让人多么遗憾的事情，一如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宽容坦然地接受时光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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