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京的全城建设与改造,远比卢浮宫的扩建工程庞大复杂地多,照理来讲应该更加谨慎。新中国的决策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改造古都的过程中邀请了许多建筑和文化行业的专家参与讨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沈从文等一批建筑和文化方面的专家提出要保护北京古城,为此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建筑专家还写就了2.5万字的“梁陈方案”,希望未来的行政中心能够建在北京城的西郊,从而避开中轴线,保住北京的古建筑。
当然,不管这样的方案在现在来看有多么正确合理,在当时的讨论阶段遭遇一些反对意见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比如与梁陈同样拥有留洋经历的建筑师华揽洪、梁思成的学生陈干、以及梁的好友朱自清,都从技术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样的争议在学术层面上看,是完全正常的,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法国的卢浮宫扩建不也是经历了巨大的争议么?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样的争议,法国是通过游说、调研加上全民公决,而我们呢?则是政治上的考量和最高领袖的指示。(《城记》)
我们可以注意到,同样是城市改造过程,北京的旧城改造工程还要远远大过卢浮宫的扩建,可改造的决策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密特朗固然没有通过任何程序就选择了贝聿铭,但在后来的过程中,通过游说和征求全民意见,法国人补上了这一课;而我们虽然一开始就邀请各路人马,耗费大量精力来轮番讨论调研,可最后的结果似乎早就已经确定。卢浮宫的扩建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媒体的参与和热议;而北京的改造中,除了《人民日报》一边倒地反映人民“迫切希望改造的心声”以外,媒体没有什么别的声音出现。卢浮宫方案的最终敲定是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的,连专家学者都没有决定权;北京城呢?我翻遍了《城记》,没有看到民众参与决策的影子,而只看到民众遵循政府的决定,在北京城里大拆大建。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尽管不经程序就选择了贝聿铭,但总统本身就是一名建筑爱好者;而我们的最高领袖在建筑领域是没有研究的,他只是觉得,作为一国的政府,理所应当要呆在市中心。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尽管中国和法国一样,拥有悠久的建筑艺术传统;尽管我们比起法国来,在建筑设计人才方面甚至更为优越,可是我们的一个城市的改造,比起人家一个博物馆的扩建来,都缺乏科学理性的调研,缺乏民众参与的程序。人家用程序用文化来主导城市建设,我们用权力用政治来决定城市建设,就算拥有再优秀的人才和再悠久的传统,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用武之地。城市建设如此,其他方面恐怕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不断地赞颂那些在海外取得成就的华裔人才,却没有太多办法留住那些土生土长的优秀人物。
我们的先人早就提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北京旧城改造中的经验教训一再地被人们提起,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城市建设。2月19日的《南方周末》在评论版刊出了一篇题为《在干旱中反思中国城市化》的文章,写得很好。作者在文中提到“城市成为了一种权力体制,成为一种政治构筑”、“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几乎都成为了‘政治城市’,权力驻在及权力的兴奋点决定了它们各方面的规模、形制和等级”。以我自己家乡所在的城市为例,城市建设成为了官员晋升的砝码,成为了他们建立政绩的手段。而当一个官员通过城市建设获益之后,新来的那位往往又开始新的一轮城市建设,而纳税人的钱就在这重复的城市建设中消耗掉了。我们吃过以权力主导城市建设的苦头,却为何不以史为鉴,把城市建设纳入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而要一次次地重复错误呢?我在之前的文章《无有文艺,谈何复兴?》中已经提到过了,中国的城市文化已经丧失了许多,而仅仅依靠几处零星的古迹和遗址是没有办法留住城市独有的文化的。如果我们一再重复自己的错误,不但会继续丧失我们的人才和文化,或许还会丧失掉更重要的东西,以至于最后丧失我们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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