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方面对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来改造“危陋平房”振振有词，他们一是夸大这些平房的危险程度，二是宣扬居住环境的恶劣程度，类似“这里的市民平均1545人共用一个厕所”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以此来证明大规模拆迁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

　　其实，除了私搭乱盖的违章平房安全隐患较多之外，大部分合院式住宅的保存状况并未达到非拆不可的地步，常见的问题不过是砖墙受潮发生碱蚀、屋面破损漏雨等等，只需稍加修葺即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而平均1545人共用一个厕所的问题，除了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缺环有关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与私搭乱盖的违章平房过多、居住人口密集有关。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大规模拆迁的理由。国内外的类似经验证明，要解决这类问题，根本的办法是要将人口向外疏散，通过在其它地段建造居住区，为居住在私搭乱盖的违章平房中的居民提供相对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对原有的合院式住宅的环境进行净化和整治，使其原有空间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无视城市原有文脉，以拆除代替改造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明眼人都能看出，有关方面之所以要在老城厢大动干戈，整片拆迁，真实的动机还是看中了这块地皮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在这一区域获得地皮的开发商几乎异口同声地将老城厢的历史地位作为广告词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最为直白的说明。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拆迁，也是宣扬政绩的最佳手段。与其将时间与金钱花费在不显眼的旧住宅的整治与改造上，远不如整体拆除更为直观、更受关注、更具轰动效应。至于城市的原有格局、历史风貌，都无法与政绩的要求相提并论。因此，以拆代改，不可避免地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

　　更为可悲的是，在老城厢的重建规划和建设中，尽管提出了再现原有历史格局的要求，但除了文字的叙述之外，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其它任何城市中都能看到的成片的高档楼盘，如果不加说明，没有人能够知道这里曾经是天津的老城厢(图6：位于老城厢的高档楼盘)。于是，人们企盼借助于重新建设的契机弥补拆除古城过错的最后希望，终于彻底破灭。

　　2、以重建代更新──无视文物保护要求的破坏措施

　　除了老城厢之外，天津租界区的众多近代建筑也是构成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由于其中有的建筑所处地块的地理位置优越，这些地块通常会被开发商作为重点开发的对象。开发商对于处在优越地理位置的近代建筑，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无视文物保护的要求，一概将其拆除，以便进行整体开发。政府对于这类要求，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即便是迫于文物保护的规定，有关方面也通常会以“异地重建”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因而在这些地段中，一幢幢建筑质量较高、保存状况也相对较好的近代建筑很难逃过灭顶之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位于天津劝业场核心地带的著名近代建筑原浙江兴业银行的异地重建方案。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自于1921年兴建，其后主要经1939年附属用房的扩建以及上世纪50年代内部的修缮，现今整体上保存完好，建筑大部分房间可正常使用，只需在局部稍加修缮(图7.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该建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沈理源的知名作品，对研究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发展轨迹具有很高的实证价值，集中了建筑师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手法。比如，沈理源西洋古典风格的设计手法十分娴熟，从构图到细节具得其神韵；建筑内部的华风装饰也是当时中西合璧潮流的真实写照。

　　原浙江兴业银行所处的位置颇为特殊，处在天津市商业核心地带，即和平路和滨江道的交汇处，与临近的劝业场、原交通饭店和原惠中饭店构成了著名的“四位一体”构图，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之为“四大金刚”。这个浑然天成的巧妙构图颇为深入人心，已成为该地段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景观，是控制和平路-滨江道风貌区近代建筑特殊风貌的核心和灵魂的重要元素。

　　这座建筑的重要位置，当然吸引了开发商的注意。由于建筑所在地块被有关部门卖给了某外资地产集团，并“轻率”地承诺可将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拆除，该地产商据此政策漏洞便颇为有恃无恐，遂启文物拆留之争端。

　　在某外国著名设计公司为该开发商的制订的设计方案中，提出将原浙江兴业银行“异地重建”，也就是将其由原址迁至靠海河一侧，把原址设成拟建新建商业广场的入口，其首要目的无疑是为了攫取商业利益，在蓄意破坏滨江道风貌区“四位一体”核心文脉的同时，也可一步炫耀新建商业广场在滨江道风貌区压倒性的“标志”性。

　　这一方案一经提出，即受到社会上广泛的批评，最大的反对呼声来自网络。ABBS论坛的《历史文化名城天津：你还有多少历史？》和《天津劝业场历史街区即将遭到彻底破坏》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长篇跟贴，众多网友就浙江兴业银行的保护和某公司所做方案对于和平路-滨江道历史街区的破坏做出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于建筑遗产的关注和支持建筑保护的一致立场。一个城市开发项目因为破坏了文物建筑，特别是近代建筑而遭至如此广泛、巨大、坚决的反对，这在国内还不多见。然而，有关方面对于这种呼声漠然处之，一再要求尽快实施“异地重建”方案，原浙江兴业银行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幸运的是，一些知名的建筑学界的院士、学者及时联名发出《作为“劝业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内的重要文物原地保护原浙江兴业银行建筑》的呼吁书，表达了要求原址保护浙江兴业银行的强烈诉求。《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题为《有法不依无序拆迁历史建筑，天津如何将你留住》的文章，表示了对原浙江兴业银行险恶处境的极度担忧。这些信息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及天津市主要领导的关注，“异地重建”方案方告流产。

　　至于那些被实施“异地重建”方案的近代建筑，尚能基本保持原貌者不多，面目全非者不少。原民国总理潘复旧居就是其中一例。潘复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次长、国务总理。其旧居建筑是一座“院包房”式建筑，后被“异地重建”，原貌几不可寻。此外，原天津音乐厅经“异地重建”后，变成了一幢满足某领导人个人口味的不伦不类的新古董(图8.天津音乐厅)。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大量事实表明，所谓的“异地重建”，不过是有关方面应付文物保护要求的一个幌子，非但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的要求，反而是对历史遗产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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