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世襄已然失落的祖居北京芳嘉园，在王世襄捐献了毕生收藏的明清家具的上海博物馆，在王世襄现在居住的俪松居，消磨了一个时代的隐秘。

　　风雨。芳嘉园

　　芳嘉园像台停摆的老座钟，静默在记忆的刻度上。

　　—北京东城，独门四合院，四层院子，四进房屋；两棵海棠，一棵核桃，满墙的蔷薇、藤萝和葫芦垂下屋檐……它们曾一道构成芳嘉园从不凋零的四季。

　　—自始至终，这座北京城中再寻常不过的四合院，始终恪守沉默的姿态，却博得显赫声名。从1957年开始，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漫画家张光宇一家，都应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之邀入住。方寸的院落中，还常年盘桓过沈从文、聂绀弩、叶浅予、启功、黄永玉的身影，一座寻常的小院，在寂寥长夜中曾以流萤之光灼亮过那一代文化人干涸的瞳孔。

　　对于素昧平生的芳嘉园，我只能动用这些过于笼统而粗糙的单线条描述。

　　因为当我开始寻找芳嘉园的时候，只看到遥远的暮色被有机玻璃反弹回天空，跌进厚积的云层底部。我们的时代像一把迟钝的水果刀，拙劣而又迅疾地，剥离传奇，割裂记忆，留下些齿轮般惨烈的伤痕。在伤痕之上，供奉着林立的楼宇，恰如一茬茬的荒草，将芳嘉园的过往迅速地淹没在脚下。

　　1914年，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为家族购置芳嘉园，不久，王世襄在此出生。除了求学、工作、外出考察、下放，王世襄84岁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入传《清史稿》，为翰林，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工部尚书；伯祖王仁堪为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任镇江知府，在慈禧太后不顾国难斥重金修颐和园时曾上条陈力阻；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长期担任外交官，一度担任墨西哥公使，并兼理古巴事务，后来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不过，王世襄的人生与母亲的家族却有些许重合，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则是竹刻家。

　　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父母家族的所有预想，“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

　　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与所有晚清遗少、纨绔子弟并无二致。尽管王世襄吟诗作赋文采飞扬，又自幼谙熟英文，在中西文化之间皆游刃有余，却始终”玩物丧志“，甚至进燕京大学读书后仍无改观。他每日擎鹰打猎，乐此不疲，还揣着蝈蝈葫芦上历史课，被老师邓之诚逐出教室。

　　1939年，王世襄的母亲去世，使他深感有负亲人期望，开始发奋读书，然而，两年后，哈佛燕京学社选派研究生赴哈佛留学时，历史系系主任洪业还是否决了对“劣迹斑斑”的王世襄的提名。洪业告诉王世襄，你精力过人，但是一向不务正业，近几年虽然大有改观，但是能否坚持下去仍未可知。选派留学生是大计，不能派未知数去哈佛。王世襄听后深以为然。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世襄接受梁思成邀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开始进入“正途”。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次年，委派王世襄回北京追查战时被盗卖、私藏的文物。10个月后，王世襄交给故宫博物院一份冗长的文物收缴文物名单，其中赫然有德国人杨宁史盗卖的240件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张园保险柜里私藏的千余件文物，美军德士加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盗卖的文物，此外，王世襄还协助故宫博物馆收购了大量珍贵的藏瓷，抢救了长春存素堂丝绣。1946年7月，一纸新的聘书将王世襄请进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如果不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故，或许王世襄将就此埋头于故宫的文物典藏之中，皓首穷经，成为一位遵循传统套路的研究家。

　　然而，1952年的“三反五反”伤害了王世襄，也无意中成就了王世襄。他在战后追还国宝的功绩，却被扭曲为污点，王世襄被诬陷贪污文物，关押在东岳庙，“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此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王世襄始终苦中作乐，坦然受之。然而，令他不能接受的，却是故宫博物院未经调查即将他除名。尽管王世襄被平反后，故宫博物院多次邀请他回去，他却执意再也没有踏进那间办公室。这虽使王世襄无从亲手摩挲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物，却也促成他转向一般研究大家刻意回避的所谓“小学”。王世襄童心复萌，骑着自行车到处收集旧家具、竹刻、鸽哨，直到有一天，芳嘉园中已经放不下他的收藏。

　　院子中的一棵海棠老死了，王世襄将树身锯掉，留下树桩，摆上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便成为庭院中的一张天然的桌子，与友人品茶言欢。篱笆和葫芦架被人们强行拆除，满墙的蔷薇、葫芦被斩断，王世襄从干校回来，默默地将它们重新架起来，翻新了土，撒下种子。他甚至还“冒险”把论文《说匏器》送到《文物》编辑部，乐呵呵地四处呼吁重新种植葫芦，不要让这种中国特有的植物绝种，“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特创。”

　　此后，经过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国器物、传统工艺不可胜计，明清家具、火绘葫芦、竹刻、漆器、鸽铃，乃至驯鹰、养狗、放鸽、养蝈蝈、斗蛐蛐，这些曾被认为偏门的民俗与艺术，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统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为当代“显学”。并且，它们不仅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更复原了传统民俗工艺，甚至救活了包括明清家具制作在内的诸多产业。总是在收藏与研究中剑走偏锋的王世襄，屡屡妙手回春，成为学界独特的权威。

　　权威的脸谱后面，深藏着王世襄纯朴的情感与始终未泯的童心。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曾赠诗给老友，末句“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素面勾勒，又别是一番悲怆。诚然，年迈的王世襄依然对诸多玩物无法释怀，譬如蛐蛐，他自称，“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老友黄苗子则记得，有一年严寒，王世襄到黄苗子家，脱下罩褂，人未落座，先小心翼翼地从棉袄里摸出一只亲手火绘的葫芦，在那个人人噤口的年代，蛐蛐的叫声顿时充盈着整个房间。原来，王世襄一路上都把它捂在怀里暖着。与王世襄一样遭遇坎坷的黄苗子，感同身受地对老友慨叹：“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事实上，王世襄用体温温暖过的历历旧日京华，民族的前世今生，都比他的一生更幸福温暖。

　　似乎没有什么能压倒王世襄的脊梁，不仅因为旷达之心使他终究荣辱不惊，更因为他始终生活在只属于他的那个时代，那个奇人、名士、大家纵横的“旧京华”。只不过，人世的代谢已冲散记忆，王世襄顽强地成为最后的证据。

　　然而，1998年，王世襄还是搬离了居住了84年的祖居芳嘉园。彼时，满墙的蔷薇、藤萝和葫芦都已无迹可寻，那些意气风发、宴饮酬唱的人影也被光阴稀释。只有房管所分配来此居住的老铁匠以日夜不息的打铁声，为王世襄饯行，一声声拙劣刺耳的催促，喧宾夺主。

　　世传。博物馆

　　1946年，王世襄向结识仅一年的收藏家张伯驹借陆机的《平复帖》鉴赏研究。《平复帖》作为中国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价值连城，张伯驹几经辗转才从道光皇帝的曾孙溥儒手中以重金购得。王世襄满以为一窥都要颇费周折，不料张伯驹却满口应允，还慷慨地说：“你拿回家看去。”《平复帖》因此得以在芳嘉园床头的一只樟木小箱里藏了一个多月。

　　几年后，张伯驹将《平复帖》连同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同捐给故宫博物院，当仁不让地成为镇馆之宝。然而不久，张伯驹便被打成右派，曾经一掷千金的收藏家此后穷困潦倒。然而，张伯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文革风潮仆起，王世襄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藏被糟蹋，居然灵机一动，主动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来抄家。他知道文物局的红卫兵有专业知识，识货，运走文物时一定会加倍小心。一切正在王世襄意料之中，这些文物不但毫发未损，文物局的红卫兵还主动出面保护文物，阻止别人靠近破坏。

　　王世襄舒了一口气，开始在人们的观望中进行新一轮跋涉。邻居们时常见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甚至跑到偏远山区，连除夕夜都不回家。芳嘉园的房子被分配给更多人，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到了1980年代，人们又见已届古稀之年的王世襄天天将家具搬进搬出，还四处登门借古家具，送到专门的摄影处，在地上铺满白纸，将家具摆上拍照。没人能理解王世襄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有一天，横空出世的鸿篇巨著《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将王世襄推向世界研究界和收藏界的泰斗天极。

　　1998年，面对芳嘉园嘈杂的环境，拆迁的传闻，囊中羞涩的王世襄最终与香港商人庄氏达成协议，后者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购得王世襄珍藏的明清家具，并按照协议内容，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以毕生精力、财力收集的80件明清珍贵家具，自此与他天各一方。在与王世襄远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据说，许多曾到芳嘉园拜访过王世襄的朋友都会在明清家具馆流连不已，他们进入展厅便会下意识地联想起某件家具曾摆在芳嘉园的哪个位置，甚至依稀嗅到当年在王世襄寒冷的小屋里，渐次蒸腾起的炉火的气息。

　　张伯驹与王世襄，三次捐献，远隔半个世纪，它们之间也并无实质的关联，却足以使我们洞察那个时代的内心。所以，当我坐在上海博物馆四楼走廊的长椅上，透过建筑的玻璃穹顶拼凑出的虚拟星空，望向头顶真实的天空，才终于知道，历史着实吝啬，那样的整整一代人，才足以成就这样的一个传奇。

　　体温。俪松居

　　电视机照例搁在中央五台体育频道，王世襄从榻上坐起身，努力地打量我们。老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失光严重，可是他仍然固执地痴迷于捕捉电视机里那些迅疾变幻的身形。

　　门旁供着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的遗照，一面墙上，悬挂着她在1996年为王世襄制作的刻纸《大树图》。地上则堆满各种纸箱，箱身以毛笔字分门别类。

　　这套居所得来不易。王世襄捐出珍藏的明清家具后，从报纸上看到迪阳公寓的售房信息，马上骑自行车前往咨询。不料，售楼处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穿着简朴的老人，认为他肯定买不起高档住宅，先将他晾在一边，后来又百般盘问他是否是代别人来买房的。直到一位售楼小姐无意中听到王世襄的名字，觉得耳熟，打电话向做过古玩生意的爷爷询问，才知道眼前的老人的真实身份。

　　王世襄在我们对面坐下，开口讲话，思路清晰，决不拖泥带水。皱纹迭起的双手不断地伸向案上的某一本书，信手翻到一页，便如数家珍地开始描述。多年以来，王世襄“抢救”了诸多濒危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几乎从无败绩。然而，如今，鸽子是他唯一的牵挂。他在多年前便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 Pigeon 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却依旧无从挽救中国观赏鸽日渐消亡的命运。

　　王世襄回顾自己的鸽子情结，早在儿时就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天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oor)‘。入燕京大学，刘盼遂先生授’文选‘，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可谓故态复萌。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它横亘在他内心近一个世纪，像他的每一种单纯的热爱一样，真切而丰富。

　　沈从文曾忆及北京的“十种声音”—“小羊号，磨剪刀的，算命的，小堂锣，卖羊头肉(声音非常阴暗)，人面饽饽，骡子叫，晴天放鸽子的铃声，小铁匠吹打……可以充分点缀出‘冷’的景象。”鸽铃声是其中唯一介于俗与雅之间的声音。如今，中国观赏鸽，却已渐次消失在中国的天空中。鸽子并不是“旧京华”的唯一证据，它只是默然地随着万千证据一道，逐一消失，直至无从找寻。

　　那个下午，我坐在王世襄先生对面，仿佛在与一个古老的时代之子对弈。那些光阴的碎片残留在录音笔里，如同室内四散爆裂的粉尘，成为唯一可以确信的真实。与老先生告别后，我为他关上家门，便将自己重又关在“旧京华”的门外，那个时代的门外。

　　然后，我一下子便绝望地释然了。

　　王世襄与他的“旧京华”，注定只能止步于我的想象边缘，想象而无从触摸，臆测而无从理解。我既未经历，更无切肤之痛，至多只能以繁缛的辞章堆砌起仿古的纹路，越是看起来足以乱真，便越失真。

　　我想起1938年，远避海外的林语堂放弃了翻译《红楼梦》的宏伟计划，转而开始用英文写作小说《Moment in Peking》。1941年，小说的中译本由春秋出版社出版，题为《瞬息京华》，在后来的译本中，《京华烟云》取代了它，成为更为耳熟能详的标题。

　　瞬息京华，仿佛一语成谶。而烟云过眼，也无非是瞬息的断点。我们怎么可

　　能抓紧瞬息？—瞬息的覆水，瞬息的流沙，瞬息的梦境，瞬息的上：王世襄少时玩鹰留影下：“文革”中，王世襄在干校放牛

　　京华。

　　谁家风鸽斗鸣铃

　　口述：王世襄采访：张泉

　　……阳春时兮繁花敷，秋风起兮庭芳芜。

　　岁月迈兮将何如，怀伊人兮天一隅，日登楼兮望云衢。

　　安得飞铃至，惠我尺素书。

　　——王世襄《鸽铃赋》

　　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两种鸽子：一种灰色的，是信鸽；一种完全白的，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肉鸽，长得快，吃货。

　　事实上，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鸽子，是中国观赏鸽，源远流长。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鸽，嘴已经变成短的品种，说明鸽子已经开始家化。再举一个证据，徐州出土的东汉玉鸽，是大鸽子喂小鸽子的形象，这说明，鸽子已经家养了，在廊上就能看到。历代的诗歌、小说里都讲到鸽子，作战用鸽子，南宋皇帝热衷于养鸽子还被人嘲笑，说徽钦二宗都被俘了，你还有心养鸽子。古代许多著名画家都画过鸽子，像黄筌的《金盆鹁鸽图》，带着一点园林的景色，牡丹旁边，鸽子洗完澡，特有生气——现在公园里看不到这种情感。后来，明朝有《鸽经》，清宫有四部大册页，画苑的领袖蒋廷锡画的工笔画，画了很多鸽子，很真实，他是郎世宁画派的，写实风格，不是写意，这要是齐白石刷刷几笔，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从前，北京城都是平房、胡同，养观赏鸽很普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陶冶性情的活动，鸽市也很热闹。可是，观赏鸽从1950年代开始慢慢地消沉了，逐渐被国外的信鸽代替了。

　　中国鸽子的特点在哪？全世界的鸽子都没有中国鸽子那么讲究。头上什么样，眼睛、眼珠什么样，什么地方应该有什么样的羽毛，什么地方一根也不能有。外国的所谓观赏鸽，千奇百怪，简直不合规格，难得几个好品种，还和中国的品种有关。中国的鸽子之所以能够合乎规格，都是经过上千年的培育和关注才流传下来的。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消亡了。

　　大约20年前，我感到鸽子越来越少了。那时还有点胡同，没有拆成现在这样。现在都是高楼了，鸽子一飞就看不见了。我们不一定非要和城市抢地方，要保护鸽子，在乡下养也可以嘛！

　　那时我就想，应该宣传鸽子，请了一位摄影师，一起到鸽市去拍鸽子。谁知道，拍照时居然找不到好鸽子了，我更加觉得问题严重了。后来买了故宫的四部大册页的片子，我就把它编成图谱，也就是清代宫廷画的鸽谱，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中国观赏鸽的重要性。我用五年写完这本书，可年轻人不看。后来我在《北京晚报》上开了个专栏，看的人才多一些。一些热心的年轻人还建了网站，专门介绍鸽子，已经有四千多人参加—其实，这本书里鸽子的品种还不全哪，而且也有不合乎讲究的，有好有坏。

　　我给电视台提过意见。有个节目，画面上先是大好河山，然后升国旗，远处长城，飞来一只鸽子，一看，就是一只白的食肉鸽。代表中国形象，为什么不能用中国观赏鸽呢？

　　我曾给温总理写信，反映鸽子现在的状况，应该保护这个物种。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天安门、中山公园和太庙养一些中国观赏鸽，飞起来就会围绕广场转，不会到别处去，不像外国的观赏鸽讨厌，老在脚底下跑，到处拉屎，成了灾了。中国观赏鸽还能戴不同的鸽哨，以不同的颜色一队一队地飞起来，合在一起，表示民族大团结。那就变成中国独一无二的景致，全世界的人来北京都会看中国的鸽子。

　　温总理三天之内就亲自用毛笔给我回信，表示很赞成。

　　我本想呼吁，在奥运会开幕式时放飞一群中国观赏鸽，多好啊—那时想得简单了一些。我有个美国朋友，世代都是富翁前十名，他听说后跟我说他想赞助，我没答应，中国观赏鸽还用靠外国人赞助？后来，我给全国的园林部门写了几十封信，劝他们适当养一些中国观赏鸽，没几个回信的。

　　现在中国观赏鸽越来越少了；河南、河北、新疆、山西，鸽子种类多一些；广东、福建就没有了，那里明末清初时讲究赛鸽，赌鸽子，观赏鸽早就绝迹了。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提倡养鸽子。至于养鸽子的方法、训练的方法，都是后话。首先是保护，避免绝种的危险。

　　我10岁就开始养鸽子，后来断断续续出国就不养了。老舍在《正红旗下》写过鸽子，我和他很熟，但他写的不是很能代表北京鸽子的典型形象。

　　现在我自己没地方养鸽子，也没精力养鸽子了，连鸽子毛也没有，我只能尽力呼吁。我希望你们媒体能多宣传宣传，至少不要让观赏鸽这种中国特有的物种、特有的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绝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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