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已可疑的赢得了第二任总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十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他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他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
阅读他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中,我感受得到他的幻灭情绪——昔日他们所反对的,如今仍幽灵式的缠绕着,他们期待的进步,没有发生,他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却蜂拥而来。在二零零六年一期的《新新闻》中,他将幻灭更集中于他曾经效力的民进党上,《民进党失魂自毁三部曲》是他选择的题目。或许这一切变化在早已酝酿在民进党最初的价值观上,它缺乏自身的信念,仅仅定位于“反国民党”。当被反对者倒塌后,它反而迷失了方向;它也没有做好去领导和建设台湾的准备,转而通过挑动族群纷争获取政治筹码;它也尚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内部也很容易被轻易到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腐蚀……
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又两年过去了,陈水扁的弊案正像连续剧一样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人、金钱、网络被卷入其中,陈水扁的被收押仅仅是时间问题。另他更心痛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进党却依旧顽固的和陈水扁的个人命运捆绑在一起。三年前,他说“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速的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如今中国已成为不争的全球重要角色,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像是自动选择了边缘化。陈云林访台期间,“围陈呛马”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像是掉入了情感的旋涡——他们深感挫折与沮丧,只想反对些什么,却不知道支持些什么。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四十五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小说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小说。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儿时他的家就住在那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的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二百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红灯管依旧打出了这样的店名“曼哈顿”、“白宫”,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再用吃力的学英文,叫自己是Amy,Betty和Cat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的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要有七十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五十元,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当代台湾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的,所有今天的希望与困境,都蕴涵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