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

　　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咖啡厅里，杨照向我讲述了他对昨夜的民进党在中山北路抗议活动的看法。

　　“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杨照掩饰不住的失望。在他眼中，昨夜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正是组织的失力，使得群众的和平示威滑向了暴力的冲突。

　　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二十四岁时，写出了小说《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六十五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一九二一年的“台湾议会请愿团”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小说的一九八七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台湾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四十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了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一九七九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一九八六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还将破天荒的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一九九零年春天时，超过五千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约”、“召集国事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对于拜访者解释说，“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而未来民进党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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