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警惕我们的社会被单调化而让一种单调思维主宰所有人的思维的危险。

　　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一个看似多样化的社会其实却也有着单调性的危险，因为贯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切严肃和不严肃的事物都在调侃中娱乐化，因为只有娱乐化的东西才是有市场的，于是我们整天在银幕、电视机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娱乐化的欢笑、娱乐化的眼泪、娱乐化的整个生活。当然这种说法有些绝对，而且，我们面临的想要成为单调思维方式的还不仅仅是娱乐思维这一种。但是当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主流，从而用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的生活单调化的危险却常常存在。而有时候，这种单调社会还具有强烈的对人的侵犯性。

　　查理·卓别林就曾经是一种单调社会的受害者。

　　在卓别林的自传《一生想过浪漫的生活》中，卓别林这样描述他同路易·阿拉贡、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三个当时大名鼎鼎的左派会面后的感受：“听了哈里(卓别林的律师)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此前卓别林刚刚由于他的所谓的“亲共产党”倾向，在离开美国之后被拒绝再次入境。

　　事情并非没有先兆。在重新剪接《凡尔杜先生》(它刚刚通过令卓别林头疼的电影审查)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执行官打来的电话，要传卓别林到华盛顿去接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讯问。被传讯的一共有十九个人。卓别林以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和公司会因为自己的离去而遭受损失为理由，没有去参加讯问。而其他那些发誓要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被传讯者，都因为藐视法庭罪坐了一年牢。

　　此后卓别林在宣传他这部自己以为会获得成功的电影时，也屡屡因为亲共问题受到责难。

　　“卓别林先生来至本市，主持其新片的放映。他既然充分表演了一个‘同路人’(指同情共产党的人)的角色，我现在就向他挑战……叫他下不了台。”这是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责难新闻。而在发布会上美国记者们更是表现了单调思维方式者对拒绝这样思维的艺术家是如何发难的。

　　一位靠近前边的女记者问艺术家：“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请问下一个问题。”艺术家说。……

　　“你可认识汉斯·艾斯勒？”另外一个记者问。

　　“认识的，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你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不根据政治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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