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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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8 18:06

  • 绿色城市  

      [美]马修·卡恩著孟凡玲译中信出版社

      受过经济学思维训练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不一定比那些脑门上贴着“环保主义者”标签的家伙们少。区别只在于以下两点:一、他们在谈论环境的时候很少用形容词、副词和感叹号,而将着力点放在名词和动词;二、他们把环境当作一项公共资源来看待,力图在经济学范畴内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说,他们不相信通过放冰川消融之类的环保宣传片,就能让喜欢开汽车的人去挤公交,也不相信仅仅通过呼吁就能让家庭主妇们放弃使用塑料袋。他们力图建立一个机制,为环境成本的分摊找到具体责任人,并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公平地决定他们所应承担的金额。

      目前环境问题的两大焦点,一是人口,二是碳排放。碳排放的问题源于人类文明的历时性建构:人类文明肇始于用火,这决定了其根本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从烧某些东西到烧所有东西;从为某事烧东西到为所有事烧东西——以前人们生火只是为了煮饭和取暖。现在,生产、运输、洗衣服、冲厕所,都离不开燃烧某物所产生的能量,连女性自慰器也普遍电动化了。如果戈尔没有危言耸听——温室气体会产生全球变暖,全球变暖的确会导致生态灾难。那么,就确实有必要签订一个京都协议书这样的东西,并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但是这里有一个类似于应该征收生产税还是消费税的问题。

      比如,本书作者提到了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会越来越高,但是到了人均收入8000美元之后,曲线产生拐点:人均收入越高,污染反而越来越减轻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能想到的,比如污染程度很严重后许多居民选择离开,生产水平下降;减轻污染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富裕居民对环境的要求提高,所以政府有能力和意愿投入很多钱去治理等等。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污染严重的产业被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考虑到这个因素,京都协议书规定每一个国家碳排放定额的办法显然就有失公平。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征收“环境消费税”——测量每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然后按照一国消费终端产品的数量来衡量该国的碳排总量。在这种机制下,美国一定会有足够的动力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提供资金和最好的技术,以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如果这个地球还有救的话,这就是唯一的拯救办法。

      从微观的角度看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一个城市的空气属于城市居民的共同财产,开车上班的人显然占了骑自行车上班的人的便宜。在汽油零售价上附加环境税是个比一次性征收购车税更公平的办法。但是,征来的税怎么花却也是个大学问。这钱是应该补贴给骑自行车的人还是拿去买树苗呢?如果是买树苗,骑车的人未必满意。因为空气质量被开车的家伙们搞糟了,他却并没有得到补偿。而且树也占用了土地,这不仅挤占了公共场地,也让城市的土地更为稀缺,并最终反映在房价上,骑车的人显然因为别人的过错而又一次受到惩罚。可如果是把补贴发放给骑车人呢,又会产生科斯定理中所描述的“逆向选择”。比如说,某工厂因为排放浓烟而被迫向方圆一公里的居民发放补助。这个政策有可能导致越是污染严重的地方人口越密集的怪现象。最终要么工厂被拖垮,周围的居民失去工作;要么滚滚浓烟对更多的人造成伤害。

      在我看来,环境问题的难题在于既无法用道德说教来解决,又找不到合适的经济学模型去完成让各方都感到满意的支付转移。“公地悲剧”似难避免——不能被明晰界定产权归属的任何东西,都不免被所有人使劲糟蹋的命运。如果地球注意要被毁灭,也只能归因于人类要么不够高尚,要么不够聪明,不是个德才兼备的物种。所以,灭绝就灭绝吧,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撰文:徐志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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