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我是建筑师,我不是政客”

  为委托权而竞争

  “为希特勒进行建筑设计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可能也会讲出同样的话来。建筑物本身与政治无关,但是建造的过程,为那样一个政府建造,就是一种与政治有关的行为了。”

  大量的事例说明,客户们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他们委托设计建造的建筑物是无法分开的。比如,建筑师路易斯·勒沃(Louis Le Vau)在凡尔赛建造的宫殿就体现了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的观点;施佩尔在纽伦堡建造的阅兵场,虽然是古希腊建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赞美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不断壮大的实力。

  在1934年举办的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经过竞争获得了修建德国展厅的机会,而这个展厅上恰恰有德国纳粹党的标志——万十字章和鹰旗。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主动向墨索里尼和法国的维希政府献殷勤,以期获得他们的建设项目。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之所以臭名昭著,除了因为他的对纳粹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之外,还因为他曾经声称,如果给出的价格合适的话,他时刻准备着为斯大林进行建筑设计。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全球的600多位建筑师——包括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和艾莉森·史密森(Alison Smithson)夫妇——为了获得给伊朗国王修建巴列维国家图书馆的委托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时,包括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在内的建筑师们为了给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巴格达设计一个清真寺而展开激烈的角逐。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与建筑学和帝国的存在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的柏格多(Barry Bergdoll)说。“最终,建筑师们出卖了他们的设计服务。”

  建筑师们欣然地指出,独裁者——或者象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建筑建设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中国建筑业的繁荣可以证明这一点。“权力越是集中,在建筑方面所需要做的妥协就越少,”建筑师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说。“因为设计和建设要求也会更加明确。”

  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是哥伦比亚建筑学校的前任校长。他说,“许多最令人惊异的建筑之所以能够得以修建,就是因为独裁者的存在。”

  “建筑总是与权力和巨大的兴趣紧密相关,无论是财政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他说。

  不过,“有时候,建筑会被人们认为是政治制度的体现,”他补充说。“那么,这时候就成了一个问题。无论谁都得相信这一点。”

  而且,建筑到底是否是政治的体现,有时候也很难进行明确的区分。无论是曼哈顿的废墟中心(可以想一下“自由大厦”(Freedom Tower)),还是中国为奥运会所修建的一系列的建筑设施,这些都深深地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建筑师的风险

  阿布扎比希望能够把自己建设成中东和亚洲文化的目的地。这里有法兰克·盖瑞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古典博物馆——这里将要展览来自巴黎卢浮宫的展品,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还有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Tadao Ando)设计的海事博物馆。人权组织已经发出警告,这些建筑师会面临风险,因为来自贫困国家的建筑工人不得不遭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很长时间的剥削。

  “我们正在督促他们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以及他们的承包人遵守最佳的惯例,”人权观察组织中东和北非分部(Human Rights Watch’s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division)的副主席乔·斯托克(Joe Stork)说。“他们的典型反应是,‘我们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我们对此的回应是,‘所在国的法律并不一定合理’。”

  建筑师托德·威廉姆斯(Tod Williams)和他的妻子兼助手比利·茨延(Billie Tsien)目前承接了亚洲协会香港分会的建设工程。他说,“我们不会到阿布扎比工作,除非我们确信所建设的工程有助于当地民众。”

  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萨迪奇先生(Deyan Sudjic)表示,在上个世纪中,建筑所蕴涵的独裁者的野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现代主义运动出现的早期,他说,建筑师们被鼓励去努力实现一些乌托邦式的目标,如社会住房,但是这些承诺最终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政治情感的外衣

  “我有一种感觉,人们对于建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建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萨迪奇先生说。

  “现在的建筑师们小心翼翼地为每一个建筑都强加上一层情感的,政治的外衣。这实际上有点强词夺理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逃避的借口。”

  许多建筑师并不支持其中的哪一方,他们一般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定。“在法国,我拒绝为极右的党派工作,”努维尔先生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有充分的理由表示赞同,因为你所进行的建设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哪一个客户。你是在为一座城市进行建设。”

  对于李布斯金先生来说,他在去年冬天发表的评论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说,他不会在中国大陆谋求任何建设项目,但是他却为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栋多媒体大楼进行设计工作,因为香港的法律体系更为健全。“我的建筑不得不走公众路线,”他说。

  不过他补充说,他并没有完全关闭为北京政府工作的大门。

  “如果他们问,‘你能否为我们建设一座民主中心?’”他说,“我想我会是第一个举手同意的。”

   陈战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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