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文明与合作的精神
许多建筑师坚持,对于他们来说,建筑比政治更重要。洛杉矶建筑师艾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一边指着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抗议时拍下的著名照片,一边说道,“我在自家的墙上挂着一幅自己站在坦克前面的照片。但是,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工程。”
莫斯先生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些建筑设计,如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歌剧院。与此同时,他还为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Almaty)设计了大型庆典广场——共和国广场。这个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被同一位独裁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统治着。
许多象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一样的建筑师下定决心在中国进行建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促进东西半球的交往,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当然,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要提出疑问,”霍尔先生说。“但是,既然我是一名建筑师,我就有责任在工作中发挥国际文明和国际合作的精神。每一位建筑师都应该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提起了自己在北京设计建设的面积多达200万平方英尺的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建筑综合体。这座建筑配备了多达660个井口的地热采暖系统。“我们正在建设的工程是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色社区,”霍尔先生说。“这座建筑堪称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的典范之作。”
想法大胆、超前
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想法更是超前,他们宣称,他们建设的工程将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宣称,他和自己的搭档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共同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Olympic stadium)将会为北京市民长期提供面积巨大的公共绿地,“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说改革——整个社会。”
“主动参与是推动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最合适的途径,”他说。
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权力与建筑:有钱和有权的人们是如何改造世界的》(The Edifice Complex: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企鹅出版社出版,2005)一书的作者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对此看法表示同意。他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奥林匹克运动场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开放。“在那座体育场中,人们可以相互看到对方,而不是被某一领导居高临下地俯视,”他说。“在那里,人们可以尽情地体验一下民主的感觉。”
他把自己对这一场馆和对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在北京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视觉感受进行了对比。“国家大剧院座落在一个湖中,围在四周的框架结构就像坚固的城壕一样,好像是在说‘禁止入内!’”他说。
明确自身的立场
安德鲁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这样设计大剧院的初衷是表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而不是胁迫。“我希望这座建筑不仅仅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是把它建造成城堡或是办公大楼的样子,周围绿水环绕,绿树成荫,”他说。“这是一个承诺。观众们会享受到这种感觉的。”
“这座建筑是在中国历史的特定时期建设的,”他补充说。“这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并下令建造的,但是这是为中国人民建设的。没有人能够让我放弃这一念头。”
许多建筑师则认为,有些人觉得他们能够改变社会,摆脱出资方的管理和控制,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自私自利的。
“有时候,建筑师们会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超越政治冲突,”美国建筑协会纽约分会执行主任弗雷德里克·贝尔(Frederic M. Bell)说。“我认为,那样做是没有任何诚意的。有时候,要想从那些和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国家获得建设委托是十分困难的。”
《建筑师报》(The Architect’s Newspaper)的创始人兼编辑威廉·蒙凯英(William Menking)最近写道,“以提供高质量的设计为托辞来证明自己在中国工作是正确的,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狡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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