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风水’这一传统文化，应该摒弃其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宜、与现代文明不相协调的‘阴宅风水’。而对‘阳宅风水’的合理内容应该加以分析研究。

　　六月四日，齐康院士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他的工作室热情接待了李书有教授。明亮宽大的工作室被其众多的书刊及各类建筑艺术品，摆得满满当当。如此相对而坐，谈起话来更显得亲近而温馨，加之齐院士热忱好客，彼此的交谈更加亲切、融洽。

齐康院士

　　李书有教授将新近出版的《易经告戒录》呈给齐院士指正。齐院士简单翻阅后，开门见山地向李教授发问：“教授对“风水”如何看法？”李教授从容答道：“‘风水’是后有的概念。东晋郭璞在其《葬经》中提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易学界对《葬经》是否郭璞所著，尚有所争议。但在《葬经》中提出‘风水’概念则是事实。因此，人们把郭璞视为‘风水’的鼻祖。在郭璞提出‘风水’之前，汉代称之为‘堪舆’；汉之前，先秦称之为‘地理’；再往前查阅史料，可称之为‘相宅’。据《诗经·大雅·公刘》记载：周的祖先公刘率其部族迁居，察看环境时就曾用‘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而‘相阴阳’、‘观流水’是后起‘风水’的主要内容。相者，视也。察看，观察的意思。周代称之为‘相宅’。据《尚书》记载：周朝建国之初，周成王欲营建东都洛邑，先派召公去‘相宅’，后派周公去营建。《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为吴王阖闾择建都城时，采用‘相土尝水’、‘法象天地’的选择方法。说明所谓‘风水’起源于人居环境的选择，并不神秘。后起的‘风水’概念，因其通俗易懂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同时也附会一些神秘色彩。因此，我把‘风水’界定为以周易阴阳、理气指导下的人居环境的选择、布局、营造、调适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以人为本，营造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以及人之身心和谐为依归，进而达到人丁兴旺，事业发达的人居环境学。简称为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学。”

　　齐院士对李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自己是从建筑的环境来看待中国流传几千年的“风水”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古建筑多土木结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建筑设计、布局重视整体环境。建筑不仅要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而且要与社会人文环境和谐。齐院士的建筑设计如：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福建武夷山庄以及他的诸多研究课题，如：“城镇环境设计”、“城镇建筑环境设计理论与方法”等，皆是以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相协调为原则的。齐院士认为：“风水”作为人居环境学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有些内容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宜。

李书有教授

　　李教授说：“是的，‘风水’有些内容，如‘阴宅风水’，就不宜提倡。”“风水”从其起源来说是起源于人居环境的选择、布局、营造和调适，人们称之为“阳宅风水”。而“阴宅风水”即为死人选择坟墓，则是后起的。这与我国古代祖先崇拜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为死去的祖先选择坟墓关系后代的兴衰。因此依照人居环境选择的理论和方法来为死人选择坟墓，即所谓选“阴宅”，也随之兴盛起来。而原来的人居环境选择则称之为“阳宅风水”。应该指出，选“阴宅”是从人居环境选择的“阳宅风水”引申出来的，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在古代就有思想家提出过质疑。只是由于儒学重孝道、重厚葬思想的影响，加之封建帝王对死后享受的重视，造“阴宅”，建陵墓便大行其道。现在我国已经统一实行“火葬”制度，“阴宅风水”已失去其意义，也与现代文明大相径庭，它只适宜于对中国古代陵墓研究及考古发掘中的探讨。因此，李教授一开始探讨研究“风水”，就以“周易与人居环境学”为标题，副标题为：“中国古代风水文化的现代诠释与应用”，以免引起误解。

　　齐院士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是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指导方针。对待‘风水’这一传统文化，应该摒弃其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宜、与现代文明不相协调的‘阴宅风水’。而对‘阳宅风水’的合理内容应该加以分析研究。

　　李教授说，西方学者查理曾把风水界定为“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见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是从“阳宅”与“阴宅”两方面内容界定“风水”的。如果从“风水”起源于人居环境选择，以及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来说，应该摒弃“阴宅风水”而还其“风水”本来面目，即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学。

　　“风水”是以周易文化为其哲学依据，以中国古天文学、地理学为其古代自然科学依据，以中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为其人学依据的人居环境选择、布局、营造、调适的理论与方法，在其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形成“形法”和“理法”两大派别。

　　“形法风水”的具体内容：觅龙（寻找龙脉，即山脉）、察砂（察看周围山丘）、观水（观察流水）、点穴（确定宅基）、定向（确定朝向），皆为从自然环境的山川形势，选择适合人居环境与进行合理布局的理论与方法。基本原则：依山傍水，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坐北朝南，前低后高，方正居中等，皆有其合理性，并不神秘，不能将其归之为迷信。上古“风水”以“形法派”为主要代表，多称之为“形家”。

　　“形法风水”注重从自然空间方位上选择人居环境，古语有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理法风水”则从空间与时间结合上来选择人居环境。古语有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补“形法风水”之不足。

　　“理法风水”以周易哲学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天文历法的天干、地支、年月日时变化，以及天之星象为理论学科和推算方法，以论证时空转换，关乎人之身心健康、家之人丁兴旺、财运兴衰。虽不能做实证性的验证，但有其周易哲学与天文历法的依据，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的效应，不仅在古代有一定的影响，对现代商业浪潮中的“商业风水”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理法风水”考察山川形势、地磁场变化以定内外方位，其测试器具为盘栻，后发展为罗盘。罗盘的发明与“理法风水”密切关联。罗盘后来由风水测量器具，进而被用于航海，推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大发展。罗盘的正针、中针、缝针的设定，表明偏磁角的发现，也是由“现代风水”的发展而引起的科学发现。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评价“风水”为“准科学”，也指出：中国风水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布中国的田园、房屋、村庄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借此得到证明”。由此可见，即使玄虚奥妙的“理法风水”，也有其不可否认的科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文化的价值。当然也有其神秘成分，应该分析对待。

　　齐院士说，“风水”以“周易”哲学为理论依据，以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地理为其自然知识依据，以中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为人学依据，形成独特的“风水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必然有其科学成分；如果没有科学成分是不可能长久流传的。评价历史文化，既要分析其科学成分，还要分析其文化价值，科学与人文皆有益社会与人生。对李教授引用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所言，齐院士对中国风水文化“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很有感触，随即从书案上取出他最近出版的《画的记忆——建筑师徒手画》、《风景入画——建筑师钢笔风景画》。这两本画册是齐院士多年来在其从事建筑设计生涯中画作的汇编，是他将建筑与美学结合的记录。他在序中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作画，不管是户外写生还是在出差途中，作画已成为习惯，尤其是出差在外，好像不画张写生，似乎白去一趟。”“绘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笔、纸、画是我最好的伙伴。长期的作画也让我从中受益。看远景，看自然的绿色，它保护了我的视力，也保健了我的身体，作画是快乐的享受。”由此可见，文化艺术不仅成就了建筑大师的人生事业，也有益其身心健康。

　　齐院士说：“我的几位老师杨廷宝、童寯、刘敦桢、李汝华都是建筑界的大画家，他们的水彩画令建筑界众多门生叹服，他们的绘画素养对建筑创作影响很大。”

　　谈到师承关系，金凯生先生介绍说：“李教授是著名哲学家孙叔平教授的弟子和学科传承人。风水文化仅是他易学应用研究课题之一。李教授综合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儒、道等各家哲学，对易学理论体系做出了新的探索，提出：易道、易德、易术之易学三论，指出儒、道、阴阳各家皆源于易，易学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根，又是中华文化之干，实为中华文化之根干说。李教授的易学论与应用研究在易学界很有影响。”

　　齐院士说：“孙叔平教授是著名哲学家，又是一位很有威信的学校领导。解放初，他以军代表身份接管中央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院系调整为不同院校，孙叔平教授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他讲授哲学，不仅在南大，在南京乃至华东，都有很大影响。他是南京、华东公认的著名哲学家。后来孙叔平教授专注于中国哲学研究，撰写出个人专著《中国哲学史稿》（上下卷），在中国哲学界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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