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阶段，超越。

　　在招股书上，1997年被作为碧桂园“元年”，而2007年的风雨，也许是碧桂园十岁的最好礼物。如果经历这场风雨，使社会更准确地了解碧桂园，使碧桂园更深刻地体察社会的精神变迁和商业环境的变迁，这场风雨就创造了价值，而不是一阵新闻的烟云。

　　在这个时刻，杨国强需要的，不仅是来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更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勇敢地直面过去，以深刻的内省寻求未来发展的精神资源。碧桂园的路径并未偏离我们时代的主流方向和精神话语，杨国强十年前悄然先行的慈善事业也表明，他的内心有感恩，有责任，他明白要与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让社会从自己的财富中有所获益。但是，仅此并不足够，必须做出超越。

　　在记者看来，碧桂园的超越之路，首先是要在房地产开发中更加严格地遵循法律法规，在合规性上向业界最高标准看齐，决不在法律边缘游走；其次是要以基业长青的要求，优化公司治理，从“高盈利的生意”迈向“可持续的、受尊敬的公司”。碧桂园真正的挑战，不是市场变化，不是国土资源部，不是新闻媒体，而是它自己形成的高度依赖创业家个人的路径。

　　尽管碧桂园被纳入多项重要的市场指数，但是研究发现，碧桂园上市后股价的涨幅远低于主要可比对手，如万科、雅居乐和富力。记者认为，这一差异即是碧桂园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折价”体现。和竞争者相比，碧桂园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大，而万科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最小。

　　同时，记者也发现，外部政策和环境的风云变化对万科这类公司的影响总是最小，而碧桂园只是因为一些新闻报道就引致如此大的风波，主要不是“不懂媒体关系”的原因，而说明碧桂园的经营模式本身容易受到政策影响。碧桂园享受地方土地开发收益的这一“利”，亦是其易受政策和地方官员关系影响的一“弊”。

　　包括碧桂园在内，已经有，还将有很多民营房地产企业上市。他们中的不少把融资作为第一目的，或许很快就有新的名字代替杨惠妍的位置；也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说，上市是从良的过程。以记者之见，上市最值得关注的是IPO中的P(Public)，即公共性的“公”，公众公司的“公”，公告的“公”。

　　当一家公司上市，当公众投资一家上市公司，它就不再姓“私”而姓“公”，它的许多行为就不再是私密而要公告。公共投资者希望他们投资的公司是健康的，永续的，透明的，向善的，负责的，对他们诚信的，和社会友好相处的。他们不只关心某个季度年度的每股盈利数字，还关心达至盈利的方式能否持久和可以信赖。这就需要公司更好地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方向，把自身的商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需要公司的治理、团队建设、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更符合强人能人的行为逻辑；需要公司不忌讳和回避公共目光的审视，而勇于和公共的视线交流对视。一个成功的公司可以凭借强人之力，但一个伟大的公司不可能维系在个人身上；一门赚钱生意可以来源于某种商业模式，但一个受尊敬的公司，一个基业长青的公司更依赖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制度保证下的创新能力和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力。

　　而在这些方面，善良而自信的强人杨国强，一直在高速运转、来不及歇息的碧桂园公司，都还不能给人确定的答案。除非他们愿意挑战自己，超越已有的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

　　这是追求和谐社会的年代。企业与社会，需要良性互动，不断内省，不断和解。

　　这是科学发展的年代。只有深切地理解新时代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有可能重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视野里，碧桂园标本有着更宝贵和深长的意义。研究它，理解它，反思它，鞭策它，不是为了毁灭，不是为了辩解，是为了借鉴与创造。

　　这是深刻变革的年代。是通过变革走向伟大，也只有变革才能伟大的时代。

　　这是超越的年代，是面对大地，面向未来，企业和社会共同实现超越的年代。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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