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陈江会”纪行 台北一夜

  陈云林的到来,也适逢台湾社会自身的转折时刻。台湾正准备将自己前总统送上被告席,曾令人惊叹的民主尝试中充满了幻灭。

  一

  在香港机场的中华航空的柜台前,我领到台湾的入境许可证。

  一张浅绿色背景的长方形薄纸,折上两下,变成一本护照大小的简易证件,封面上是楷体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字样,上面还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案。

  那是一九○六年冬日的东京吧,在同盟会的干部会议上,孙中山坚持当以加上红色底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国旗。是他的同乡陆皓东绘制了最初的青天白日旗,作为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旗帜。蓝色底上的白色太阳,意味着光明正照自由平等。起义失败了,陆皓东成为了“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相信,红色底衬托是对流血的革命者的纪念。

台北

  革命的成功比想象得更快的到来,也更快的幻灭。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诞生了,但到孙中山去世的一九二五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在广东时断时续的飘扬过。革命的果实,被窃取,被转手。他的助手蒋介石比他更残酷也更能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的张学良通电全国,将他的属地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此刻,除去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下,中国领土均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又八十年过去了,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辽阔土地上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只在历史课本上见到孙中山的设想。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了这面旗帜的真实飘扬。从桃园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孤零零的挂在一座人行天桥上,没有风,旗布无精打采的垂下。

  “前几天,上面站满了警员”,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他们防止有人‘炝虾’。”台湾味的国语是稍微变形了的福建普通话,很好懂,但‘炝虾’却难以理解,像是一种特别含义的食物。后来才知道它是“呛声”的闽南语发音,意指人们口头抗议,表达不满。

  台北的记程车司机,像是比北京的同行更健谈。未等我继续发问,他已开始兴致勃勃的说起陈云林昨天被围困在晶华酒店,一位中央电视台女记者被追着叫骂打,而马英九正在调动大批警力保护来访的大陆代表团……他语速仓促,声音亢奋,上一句尚未结束,下一句已经开始,仿佛若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事态的紧张。出租车里的收音机也正开着,音量很小,隐约听到两位电台名嘴正在争论……黄色的出租车向前疾行,台北101和新光三月的尖顶出现了,道路两旁不知名的红花正在开放。

  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一个小时前,透过机舱窄小的窗口,看到原本只是白色云层与蓝色海面的视野中,出现了陆地的轮廓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接着是海岸线,它太平坦了,海水温和的拍打着陆地,再接着是切割线条分明的稻田、低矮房屋、细线式的公路、河流……

  它翠绿、富饶而湿润,就连云朵都显得丰腴,让人不禁想起“福尔摩萨”这个词。据说是葡萄牙的水手们在一五四三年首次看到了台湾岛,大声用葡萄牙语喊出“福尔摩莎”——美丽的岛屿。它后来成为了台湾的英语名称-——Formosa。这个故事动人,却不见得可信。那些终日在海洋上漂泊、烦闷异常的水手们,或许会对每个岛屿都喊出“福尔摩莎”吧。

  不过,误解却经常是历史的本质。据说,连“台湾”这个名字也来源于误解。最初从台南登陆的汉人,问起当地的原著民这里的名字。这个原著部落名叫“Taywan”,他们语言不通,就把部落名字当成了地名。汉人们回到泉州、漳州后,家乡人问起他们去了哪里了,回答便是“去台湾”。一六八四年,当清帝国将台湾纳入版图后,它成为了“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的厦门道。

  昔日的水手们从茫茫海洋而来,登陆时的喜悦可想而知。我们早晨八点从寒冷、干燥的北京出发,在香港短暂的停留,下午四点就着陆到了这温润的“福尔摩萨”。那股莫名的兴奋,早已不是探险者们对陌生地域的发现,更像是对各种既有认知与情绪的碎片的印证、梳理和拼贴。一切注定是熟悉又陌生的,一切也注定是清晰又混乱的……

  二

  我还记得对台湾的最初印象。一九八七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唱出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上四年级,对于潮流一无所知,却记住了他那副与众不同的样子——长长的黑裤,红色的短上衣,脖子前面黑领结,当然还有他那波浪式的发型。他来自台湾。也是在那个时间的前后,来自台湾的电视剧《一剪梅》的风靡了中国,我的妈妈是个热心、容易落泪的观众。我也记得,一九八九的秋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三个人少年人组成的小虎队,《青苹果乐园》的旋律,比那个夏天北京的激烈、惨痛的悲剧,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在九十年代初的初中岁月里,比赛谁知道的来自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手多,是同学们间的主要游戏之一,男生们假装赵传式的酷,女生们埋头阅读琼瑶的小说。我那个总喜欢穿红裤子的同桌,喜欢《失火的天堂》。

  高中岁月时,让我着迷的台湾改变了。我爱上了李敖,那正是个沉迷于反叛的年纪,与其说是李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放肆,让我心潮澎湃。我憧憬了台大的校园,和园中的杜鹃花。顺着他的线索,我翻阅柏杨、殷海光、雷震,进而是胡适。这些匆匆的阅读,让我对五四一代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生活在北京的我,却是通过台湾来开始认识民国时的中国,来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当少年的文艺情结减弱时,台湾对我影响开始退却。强大和宽阔的美国影响出现了。当然,在九十年代后越来越丰富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台湾的影响仍四处可见。台湾的商人涌入中国的沿海,他们开办工厂,将来自内地省份的年轻男女训练成流水线工人、将世界的订单引入中国,他们也使卡拉OK蓬勃发展,开了连锁的上岛咖啡,空气了飘扬着台湾牛肉面的味道……在大城市的跨国公司里,台湾人与香港人仍占据着更高的职位——他们的唯一优势来自于更早接受资本主义训练的地区。

  比起经济与文化上日渐熟悉,政治上的台湾仍旧陌生。有那么一段时间,像所有对中国政治不满的青年一样,我对于台湾的民主模式,满怀敬佩。在经济增长之后,民主政治会自然到来吗?中国也将跟随这条道路吗?蒋经国是我心目中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懂得退出权力。我也对台湾的一代知识精英们相当折服——他们从未停止过抗争。

  对于这一切,我只是泛泛的了解。当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后,台湾民主政治的吸引力逐渐降低了。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我早已零星的见过立法会议员之间的拳脚相加,还有黑金政治。而在陈水扁的任内,政治的品格、民主的品格,似乎又继续降低,政治逐渐变得和娱乐业差不多了。也是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开始陷入全民娱乐化的潮流中,公共空间变成了一个秀场。台湾再一次对中国的文化潮流产生了启发。二十年前是罗大佑、琼瑶、龙应台,而这一次是吴宗宪、林志玲与“康熙来了”,政治人物与新闻也是其中一部分,从陈水扁到璩美凤,似乎没人真的在乎他们的政治主张。据说那些少量有机会前往台湾旅行的观光客,最喜欢在酒店里台湾的政治新闻节目——一幕接一幕,比戏剧更精彩。

  这是个新世界了,但古老的幽灵仍偶尔来访。三年前的初夏,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国共第三次合作”,新闻标题提醒了历史的连续性。让我们回忆那些短暂的甜蜜吧,那是北伐、打倒军阀的岁月,那时共同抗击日本人的日子。

  国家的统一,一直以来是中国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而统一一定是由国家政权来完成的。到了近代,统一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被割让给入侵者的领土,是屈辱的象征。洗刷屈辱的欲望驱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与社会。

  于是,统一台湾带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曾因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被割让给日本,是近代屈辱的遗产;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后,它则被对立力量所占据。统一既关乎历史,也关乎此刻。既是中国传统力量的回响,又与近代的新经验有关。

  这种观点或许很少被清晰阐述,却模糊而有力的深埋于政治人物头脑,也弥漫于中国社会。“台湾独立”是个如此敏感的话题,在我六年的新闻记者生涯里,我们小心翼翼的谈论着台湾的议题,编辑们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在文章提到“台湾”时,忘记加上台湾地区。我记得那个气氛紧张的早晨,在一篇报导中,一位记者在写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时,随手把台湾并列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列,并称它们为“这些国家”。他的无意之举被扣了整整一个月的奖金。我也知道,在互联网论坛上,台湾问题,就像日本的靖国神社一样,中国青年对此是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敏感与重视的背后,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贯情绪。前者其实从未真正对后者产生过兴趣,试图理解后者,从后者的角度来思考。表面上的好奇,经常是一种浅薄的猎奇,人们其实很少思考台湾的模式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启发。在过去八年中,中国似乎变得更强大、更自满了,而台湾则看似被边缘化了……

  三

  十一月六日傍晚的台北,潮湿和微热,空气中紧张与兴奋夹杂。台北正在实行交通管制,一些道路被封锁了,车子绕来转去,或挤在一处。大批民进党的支持者正集结在圆山饭店门口,继续抗议陈云林的到来和马英九的政府。

  称谓仍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到达的这天上午,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了海协会长陈云林。他们笑容满面的握手、互示温情,但后者是无法叫上一句“马总统”。不管北京多么欣赏此刻的台北,在中国官方的语汇里,马英九只能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到来。它既与陈云林的访问有关,十一月三日,陈云林前往台北的新闻,像是一桩尚未发生、就已被定义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以来前往台湾的最高规格的中国官员。全球的媒体蜂拥至台北的机场,记录着专机着陆时的历史性一刻。陈云林的前任,风雅而望重的汪道涵,离去前仍在抱憾未能和同样风雅而望重的辜振甫在台北相间,如今陈云林和江丙坤实现了它。

  我们生活在词语滥用的年代,这也包括“历史性的时刻”。它频繁的出现,不断的贬值,以至于经常变成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语言上的自我满足。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缺乏勇气的年代,以至于一点微小的进步、姿态性的改变,都变成了自我庆祝的理由。在电视画面上,我看着那架机身上喷绘了五个福娃的专机的起飞,也知道这一行将双方将签署的协议,但直航、直邮、更多的包机,这是双方政府与社会早有的共识,不是什么意外之举。而且,多年以来,双方最大胆的举措,也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认定只要一起赚钱,就必定达成统一。如果海峡两边都仅仅是商人的话,一切早已迎刃而解。但是,社会总是由更复杂的人群构成,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仅仅是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热衷于将大熊猫送到台北的动物园、购买台南的水果,但收效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而陈水扁或许对经济一窍不通,却深谙如何挑动族群与身份意识,稳固自己的权力。

  陈云林的到来,也适逢台湾社会自身的转折时刻。有关陈水扁贪腐案的报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台湾正准备将自己前总统送上被告席,曾令人惊叹的民主尝试中充满了幻灭。而台湾社会似乎也正为此而撕裂,一种空前的混乱、迷惘与失落似乎正在到来。这一切,似乎就像是台湾电视街头抗议、国会打架的新闻画面。但是,媒体上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经常不非一回事。

  四

  站在抗议人群中,和透过电视画面上观看的是两回事。夜晚九点,才走过圆山捷运站,我就听到了远处的喧闹。有高音喇叭传出的讲话声,人群的吵闹,还有一种刺耳的汽笛声——不知它从哪里发出。

  我们循人群与声响而去,走过酒泉街旁的中山足球场时,看到蓝色衬衣的警员们正松散的或站或立。他们很年轻,大多鼻梁上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像是一群正在军训的学生。在五号门口,我看到了整齐排放在地面上的防暴服,透明盾牌、深蓝色的警帽、制服、黑黑的景棍,一堆堆整齐的排列在一起,在黄色的路灯照耀下,像是一副静物写生,国家机器的暴力色彩被稀释了、凝固了。一个警员孤零零的站在一旁,左手持一瓶矿泉水,远远的看着我,既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

  从酒泉街拐到中山北路时,悠闲安静的气氛消失了,喧闹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三次身处这样的人群中。第一次还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念大学,和同学们聚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表达对美军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抗议。我们按照学校,被划分成不同的方阵,走过大使馆。我忘记了自己是否也喊了口号,只记得对身处这样的人群很不自在,像是一场意料之中的表演。况且,我对于周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学们也很不舒服,为了一张美国签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分日夜的背单词,想法设法的了解不同签证官的脾气。第二次是二零零五年的上海,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路上,全等那些正在抗议日本的游行队伍们通过,其中的一些年轻人还砸了日本汽车和日本餐厅——尽管它们的主人都是中国人。我怀疑这些抗议,是因为它们的高度虚伪性——他们标榜自己的民族义愤,却又深深的崇拜与渴望美国与日本;年轻想表明自己的参与感,却从来只对安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话题表示异议;他们看似热情亢奋,却又是那么的昙花一现,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恢复常态。

  六日夜晚的中山北路,是另一幅图景。外围的人群松散,景象纷杂。青年、老人、孩子、恋人们拥挤在那里,有人义愤填膺,头上缠缠着黄色布条,上面是中英文的黑字标语“台湾是我的国家”,一些更为激进的的标牌用红字写着“共匪”,另一些则在要求马英九下台,但更多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站着、走着。卖烤香肠的小贩的生意不错,三支烤得焦黄、油亮、香喷喷的香肠,不过五十元,它们是“民主香肠”。更有趣的是汽笛喇叭,它是个20公分高桔红色的灌子,上面有红色的喇叭,摁下顶上的机关,罐内的气体喷出,发生尖利的声音,像是警报。本地人前往体育场时最喜欢带着它,比喉咙里的助威声有力得太多了。

  于是,这场抗议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它像是一场嘉年华。沿着中山北路继续向北,人群更密集了。到了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立美术馆一带时,我看到了挂满标语的游行指挥车,一位指挥者正在喊话,但很显然,情绪激动、却缺乏感召力,另一辆车正在发放瓶装水与面包。喇叭的声音更强了,有时后是杂乱的尖声,有时是同时鸣响,我感觉得到耳膜的刺痛。

  靠近中山桥时,铁丝网、全副武装的警员,他们的头盔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桥已被封死,以防止示威群众冲向园山饭店,陈云林正住在那里,这是他在六天台湾之旅的最后一夜。台湾政府出动了七千名警员确保大陆代表团的安全。一天前,陈云林在晶华饭店被示威的群众整整围困了八个小时,它变成了马英九政府无能的标志。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抗议群众,正隔着黑色的铁丝网相互对视。无处不在的摄影机镜头,正试图捕捉、或者创造紧张的、戏剧性的气氛。不管抗议的人群多么声嘶力竭的,警员们无动于衷,一些人甚至保持着微笑,泰然的面对抗议和镜头。

  天气有点闷热,拥挤的人群让我的汗流得更快。那刺耳的鸣笛声从未减退过,有时候人们会同时按响喇叭,声音是如此凄厉,以至于我像是突然失了聪,世界归于寂静,空气像是凝滞一般。我抬起头,正看到夜幕下的圆山饭店的黄色的、屋檐上翘的房顶。是蒋介石决定了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国宫殿式房舍和庭院,凭借其庄重宏伟的外观、典雅精致的陈设,向外宾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九五零年代初了,它是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接待来访的外宾的首选之地,宋美龄是它的第一任会长。在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困顿时刻,外来的援助与承认,显得至关重要。

  房檐以下部分的视线则被巨大混凝土构造的中山高速公路档住了。在道路上,小小的汽车在夜幕中无声的跑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故事。于是寂静的高速公路、圆山饭店,和眼前的喧闹、冲突,构成了奇特的对比。

  当我走到基隆河畔的中山桥新生北路时,这种对比显得更加显著。我爬上河畔的高墙时,浅浅的、发黑的基隆河水正有条不紊的流淌,岸边水草茂,有一人多高了。那座废弃了的中山便桥上堆满了建筑材料,一架停工的黄色吊车的吊臂上悬挂着白色的条幅——安全第一。

  我丝毫没有感受到紧张。身边那些愤怒的公众,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客气、温和。帮助我爬上河畔高墙的是一个穿白运动鞋、蓝色棒球帽的小伙子。他站在墙头,帮助每一个向上来的人。他的脸短而紧凑,上面还有青春痘的痕迹,一点也不像他三十七岁的真实年龄。

  他来自中南部彰化,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今天早晨,他和同伴们从坐着旅行大巴来到台北,准备去“呛”马英九与陈云林原定在下午的会谈。他显然被激怒了,马英九将会面提前到上午的十一点,使得这些抗议失去了目标,现在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向了圆山饭店。

  他是个热心、单纯而倔强的人,给我烟抽,对身旁另一个遭受警员喝呵斥的年轻姑娘说,我帮你报仇,然后走到警察的队伍那边大声斥责。但是,至于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却并不很清楚。从彰化赶到这里,是为了表现它对于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昔日的领导者陈水扁正丑闻缠身,新的领导者蔡英文,廉洁、理性,却像是一位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大学女生——还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将气愤转向了国民党,转向了来访的陈云林。在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为何在二十世纪的历次革命中,为何福建人与广东人经常是其中的主导。他们是一群仗义、却也经常轻信的人,只要认准一个道理、一种信念,他们就会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热血战胜了个人的得失。

  示威现场的人们似乎生活在混乱的价值中。他们支持台湾独立,打出了“共匪”的标语,却忘记了在他们深恶痛绝的二·二八事件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主义,“共匪”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不了解中国,也不会真正反对达成了三通协议。他们也被一种懊恼所左右,即使再怎么支持民进党,陈水扁的劣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愤怒,变成了他们逃避自身困境的方法。

  在更多的时刻,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场狂欢。与其说愤怒来自党派、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个人情感的宣泄。高墙上坐在左侧的是三位浓妆的少女,像是刚刚从夜店里出来。最漂亮的一位正在把蓝色牛仔裤向白皙的双腿上套,那条短裙实在太短了,走在墙上实在不方便。穿上牛仔裤,她大大咧咧的起身,对两个同伴说,我去“呛他们”,就直奔防暴警察而去。

  十点钟,我离开混乱的现场。带者一丝兴奋,像是目睹一场社会运动的表演,感到了身出人群中的亢奋和身不由己,并多少有点震惊于防暴警员的克制。十二点,吃过宵夜,我再返回中山北路时,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我坐在空旷的圆山公园的长凳上时,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劝过快走,防暴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清场。我犹记那位女士的关怀、恳切神情,刹那间,我们像是成了亲密的盟友。中山北路上已经乱坐了一团。抗议的民众正一步步后退,盾牌与头盔武装起来的警员正步伐一直的向前推进。一方混乱,而和另一方的整齐。当刚才那些斯斯文文的警员当排列在一起、行动一致时,单纯的个体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不尽人情的国家机器。

  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公众跑跑停停,伸出中指,大声的叫骂。路旁高大树木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脸上,林忆莲演唱会的广告画清晰可见。一些摩托车手,焦躁的在路上转圈,马达发出轰鸣声音,其中一位最大胆的说:“不能再退了,我们就不走,看他们能怎样。”但人群仍在后退,那些拒绝后退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我看到了警棍的挥舞。我也看到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四处穿梭。

  那真是个混乱的景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情,仿佛正在亲历历史。到了民族西路与中山北路的路口,我决定离开人群,回去睡觉。离开现场,台北又变得宁静祥和,路过一家饮品店时,电视里播放着警察攻击一名记者的场景,小小的屏幕上反复是警棍的形象……报导里尽是冲突与暴力,而我之前看到了松散、平和与警察的克制,都消失了。

  台北的第一夜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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