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在旅途上第三个星期的开始，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天空铅灰色，空气潮湿。我仰望着一缕黑烟从罗斯号的烟囱升上天空，她将带我穿过日本海难以穿透的迷雾。对于将要离开俄罗斯我不无惆怅，但是我还没有弄清楚上船的码头在哪里，开船是什么时间。

　　船票上写明开船时间是下午6点，到5点的时候，我才跌跌撞撞找到了船公司的办公室，它藏在码头边一幢公用建筑的顶楼，门上没有任何标示。没有人明确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至少知道了应该在哪里等候：那是一个墓穴般的地下室，放着灰色的塑料椅子，浅黄色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有一面墙上吊着一架电视机，屏幕上跳动着红色的斑点。到了晚上9点，在没有任何预先告知的情况下，一对大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小个子职员开始让旅客跨过门槛。像是一出一本正经的喜剧，又等了一个小时，我来到了下一个地狱般的地界：俄国海关。90分钟后，我终于登上了罗斯号湿滑的木头舷梯，这时离开我到达码头的时间已经足足有8个小时了。

　　36个小时的航程充满愉悦。海上风平浪静，天气宜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侯船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晕头转向的西欧人，在罗斯号的航行中，我们一起用餐，一起喝酒。一路呆在暖和的酒吧里聊天和畅饮朝日啤酒，可以算作对船上乏味伙食的补偿。

　　比如说吧，第一天的午餐有一小碗淡而无味的海鲜色拉，接下来是半冷不热的俄式蔬菜肉汤，冷土豆配炸肉排。那肉排像橡皮一样坚韧，连餐刀也奈何它不得。用餐时间是严格规定的，用餐时，你上一道菜还没有用完，下一道菜就上来了。

　　奇怪的是，对于日本我没有对俄国那样的“文化冲击”，在日本海关和边境官员登上罗斯号之初，这一点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了。他们在船上大厅里架起工作台和电脑，用三种语言告知旅客有关入境事宜，递发三种语言的表格，礼貌而高效地在一个小时之内办完了大约100位旅客的入境手续。

　　在日本港市伏木，我们在罗斯号上结识的日本学生兀蒙，带领我们一群乌合之众的游客在昏睡的街道上拖拖拉拉行走。我们招呼到3辆盒子形的出租车，司机带着白色帽子和手套。汽车把我们载到高岗，买了车票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火车在日本西部沿海平原上行驶，我嘴里嚼着醋渍墨鱼干，观赏着车窗外掠过一片片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稻田。到了日本中部地貌变为群山连绵，最后火车驶过了日本东海岸人口稠密的城市群。

　　从东京到大阪我乘的是快速的新干线。在大阪我不无担心地登上飞龙号渡船经由冲绳前往台湾。日本海是平静的，但是这条西太平洋经过琉球群岛直到中国东海的航线，却以浪高和台风闻名。

　　飞龙号和罗斯号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日本的食物美味无限，床铺柔软，啤酒冰爽，信息即时而准确。船上旅客很少，主要是载货，每个船员似乎也是身兼数职，比如副事务长也兼带保洁员、厨师、服务员、酒吧招待和水手。

　　在22天旅程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手里拿着世界地图，翘腿坐在顶层甲板上。我想辨认出靠近轮船的那些云遮雾罩，岸线蜿蜒曲折的岛屿是什么地方。在海的一方，夕阳把天边涂上一抹金色，海水像深蓝色的丝绸般缓缓起伏。我意识到岛屿的名字并不重要，身享眼前的一片宁静已经足够。我把地图放回背包，注意到背包里还有一张卷角的报纸，那是我离开英国前，从“观察者”杂志中取下的一篇还没有读过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的美国旅游作家鲍尔.塞罗科斯。我回到船舱里，喝着最后一杯英国红茶，为塞罗科斯结语中的想法所打动。

　　他写道：“我为从本质上来说，游客都是乐观主义者，否则他们不会去任何地方。”我想起了在布鲁塞尔到莫斯科火的车上自己曾有过的担心和忧虑，当时我横倒在睡铺上，把从翻船到食物中毒等一切最坏的情景都想到了，担心飞来横祸会在途中某个地方向我袭来。但是事实上，整个旅途一帆风顺，我害怕的事情没有一样发生。真的，每当我遇到一道坎，命运总是及时向我发出微笑。它给我送来了翻译、平静的海面、健康的身体，还有最重要的，一路的旅伴。

　　虽然我独自出行，但从未感到过孤独。在比利时我结识了杰哈德，在白俄罗斯遇到了迪米，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和菲兹尓、斯拉维克和乔.陈邂逅，在罗斯号上与威廉姆、多米尼克和兀蒙结成了朋友。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偶然的相遇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变成了乐观主义者。虽然花去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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