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国家沧桑巨变，如何评价总结这六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六十年，对历史长河而言，仅仅是一瞬，而对一个人而言，六十年就几乎过了大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年的十月就有了整整六十年的生命。我个人在它的的后三十年从一个满地爬行的婴儿，变成了芸芸众生中奔波忙碌的一员。

　　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看历史书的人，但我几乎一直都是把历史等同于故事，或者是故事——如《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等同于历史。爱看历史其实只是另一种听故事而已，别的也没想过什么。当我结束了学生时代，在现实中，慢慢感觉到历史其实不仅仅是故事，它有更深刻的东西。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序言中说：“它（历史）不能像水晶球那样用来预言哪个政党将获胜、哪个国家领导人将遭暗杀、哪个国家会发生一场革命、或哪个地方会爆发一场战争。但是，历史若得到适当的研究，就能表明各种条件和政策的什么样的结合在过去导致的暗杀、革命和战争。如果我们了解了这类过去的模式，那么我们对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某种指导。”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历史有什么用。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社会中历史事件发生背后的因果关系，这样我们就取得了某种“经验”，这种“经验”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少受很多损失。

　　共和国六十年，国家沧桑巨变，如何评价总结这六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想从共和国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全面客观公正地观察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不造假，不隐晦，真实地还原历史，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我们把历史的作用人为地给降格了。历史不再是宝贵的经验教训，它成了大多数人推销自己观念的工具，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任意扭曲的历史。因此，六十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就成了人们手中的玩物，品德高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从历史中截取对自己理念有利的，对自己不利的史实就当没发生过，视而不见。品德低下的人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甚至伪造历史，彻底把历史的作用负面化。这样对待历史，文雅的说法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俗的说法是“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手法对六十年的共和国史尤其严重。这样的现实对当代的普通人而言是很遗憾的。

　　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当然可以把它作为整体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不过现在对于共和国的历史，一般把它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也可称为毛时代，后三十年也可称为改革开放的年代。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对中国历史而言，前三十年的激烈的改革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后三十年，不过我们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把后三十年称为改革年代。这种分法其实还是有些粗糙，因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前三十年的文革时期是最被常常提起的，而后三十年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和现在，人们对改革的评价是有很大差异的。不过为了方便，我还是用前后三十年来写，具体的细节还是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

　　现在人们争议最大的其实是前三十年的共和国历史，这其中还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如果你去看资料的话，几乎有精神分裂的危险，因为不同的人给我们提供了大相径庭的历史，左派提供的是一部光明史，自由派提供的是一部黑暗史。左右派都没有撒谎，他们只是使用了我上面所说的降格的历史，几乎没有人去全面地看待历史，几乎每个人都选取“局部历史”，真实但却片面。这样的降格历史教育出来的人，最终会忽视事物的复杂性，只能单向地思考问题，只会是简单理念的狂热拥护者，自己却觉得自己无比正确，而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都是“脑残”。不同的理念和声音恰恰是事物复杂性的体现，而人们根本不去思考这样的复杂性，只顾与不同的理念去“战斗”，去“维护真理”。

　　也许我们真的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历史，但是这种努力无疑是必须的，我们还要同自己战斗，如要想公正就要与自己的倾向性作战，这也是不容易的。

　　在前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巨大的成绩，也可以看到巨大的牺牲；既可以看到孜孜不倦的探索，也可以看到探索失败的灾难。这种成绩、牺牲、探索和灾难组合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面貌，而现在的人们却只想用好与坏、黑与白这种简单的二元分法来界定，这和那些小孩子看电影时只问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很相似，不过电影编导很多时候也只是用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来创作人物，所以小孩的问题并不太可笑。而现实中用这种方法就可笑了，问题在于我们都不自觉地使用了。

　　在今天，有人用“阵痛”、“改革的代价”等来形容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的人，左派们很不满意，称之为“抢劫”，质问为什么阵痛和代价是由大多数人来承担，而获益者却是少数人，这种质问我是有点赞同的。但是左派应该注意的是你们所赞扬的毛时代不同样是“抢劫”吗？那时难道不是人为地压低消费，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把钱拿走了吗？人们只能是低工资，低消费。不过那些拿走的钱没有流入个人的腰包，而是用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一个技术研发体系，而且这些体系对今天的中国是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向一个工业国家过渡，是有功的。

　　又比如文革，官方和自由派是全面否定的，而民间的确有不同的声音。依我看，对文革持赞赏态度的人大多数赞赏的是其理念或出发点，持否定态度的人否定的主要是文革造成的实际效果。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那些理念或出发点依然很有些针对性，所以重新评价文革的声音从无到有，恐怕人数会越来越多。

　　对于毛泽东，人们分裂得更厉害，而如果想了解真实的毛泽东，就不能只看左派或只看右派的文章，恐怕必须左右两派的文章都看一些，那样你会看到一个极其复杂的毛泽东。对这些文章梳理和鉴定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立体的毛泽东，而不是一个仅作为好与坏符号的毛泽东。

　　毛时代我们既看到了贫穷，饥饿，人身和思想的禁锢等等，也看到了扫盲，改造妓女，禁绝毒品，核武器，战争的胜利，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赤脚医生，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人们具有的主人翁精神等等。这种多面的状况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毛时代。

　　进入了改革时代，成绩是巨大的，成千上万的人吃饱了肚子，脱了贫。“组织”也不像以前那样无孔不入了，思想的开放迎来了各种“主义”。但是到今天，社会也积累了许多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新路，将是我们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我们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还原复杂历史，则是历史学家们的责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对历史进行真正的总结。打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魔咒，努力再现真实的历史，将是对中国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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