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贾樟柯 整理:刘晋锋
让付出过的人感到一丝安慰,
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一丝不安,
让人们看到他们在挣扎中仍然维护着尊严。
一
2006年的时候,我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又名国营第420厂,原本拥有三万工人,加上家属共有10万人之多,这个工厂的土地要转让给华润置地集团,变成商业楼盘,一个以生产航空发动机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瞬间跟商业结合在了一起。这个厂搬迁之后,厂房要被拆掉,用30年时间开发房地产,被称为“成都的帝王”。我对它产生了好奇。
早年,我曾经想过拍一个工厂里两个家庭的故事,借用法国导演路易。卢米埃尔的电影名称《工厂的大门》,剧本写好之后看起来也不错,但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盯住“生活不容易”这一点,让我总觉得还缺一点东西。我的家乡山西汾阳基本上是农业为主,也有小工业,工厂里容纳一二百个工人,几万工人构成的大工厂原本是我经验之外的东西,但是中国各地的体制都是很相似的,完全可以理解。附载在工厂变迁上的社会信息非常丰富,而且是我们很难回避的历史。
一方面很难回避,一方面大家又谈论得不多,很多当事人在陆续过世。我一下子觉得这个题材打通了,简单一点说就是“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我本来是想拍大工业的场景,但到那儿看景之后发觉很难拍出工业感。那儿没有管道穿插,全是大树参天,一个一个的小厂房,厂区被林荫覆盖,是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地方。而且在那种天气和城市节奏之下,我看了两个小时之后就想喝茶,不想工作。整个城市节奏太慢了,消费相对便宜,喝茶也可以消磨一下午时光,用成都话说就是特别安逸,这个表象和它背后经历的巨大创痛是一个大反差。
这个工厂真的是城中之城,它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成都修了二环路,这个工厂就被一分为二。现在二环路的一边是厂区,正在拆建,另一边是大的工厂社区,五脏俱全,工人的婚丧嫁娶全在工厂里完成,小孩出生之后,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应俱全—它们有培养专业技能的专科学校,下一代的一生也可能都是在这个厂里完成。
工厂最初的主体是3000多个从东北过来的工人,到了1970年代末,来了一批上海人。1980年代扩张征地,又有一部分农民变成工人。我采访很多跟我年纪相仿的人,他们说自己小时候进成都市里就好像去另外一个城市一样,融入不了那个城市,而他们有独立的供应系统,比如过年吃带鱼,厂里就去拉几火车皮回来。他们年少时跟城市唯一发生的联系是打架。
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谓“厂话”。厂话是以东北话为基础,加上一些四川话的语音,它们融合到一起,听起来很怪,特别有意思。
二
在整个工厂里,有很大的悲怆的感觉。这个时代快速地发展,工人最大的失落感在于:他们原来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虽然收入谈不上很高,却是稳定的社会阶层,市场经济以后,他们被边缘化了。
早先,这个工厂在这个城市里是很有优越感的,尤其是在1964年前后和1985年前后,工厂发展得很好,他们工资高,地位也很高。《二十四城记》的编剧之一翟永明是成都人,她说1970年代如果有人能嫁到这个工厂,是很好的事情,这意味着生活会改变很多,获得很好的保障。我采访了一个银行职员,他告诉我说在它发展得最好的时候,每当工厂发工资,他们就在工厂的大门前摆四个摊位吸收储蓄金额,他说,这个工厂太有钱了,比市里面,比机关里的人都有钱得多,工厂的福利待遇让城市里的人很羡慕。但是随着成都蓬勃发展,工厂却停滞不前,工厂里的人开始想离开这个工厂,加入到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里去。
我采访的一个老工人,他19岁的时候,手指被切断,进了医院,他很开心。我说:“是不是你因此变成劳模?还是有很多领导看望你?”他说,他压根觉得这根断了的指头在三个月内会重新长出来。那个时候人们之单纯,对生长的信任,我们作为现在的人,是完全没法想象的。
还有一个第一代老工人,基本不会说话,因为他听力有问题,不太讲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他的徒弟去看望他,我们听到他的喉咙一直在响,但是他点点滴滴说出来的话就是:“你是不是老加班?每天都加班?”他的记忆里一直是工业化时期的加班。
有一个女工告诉我说,她从上班之初就加班,连周六都不休息,她没有怨言。
她是在这个厂里出生,她认为她将来老了要靠这个厂,包括孩子也是。到了她42岁的时候,她跟工厂没有了关系,她特别失落,开玩笑地说:“你早一点告诉我,说我42岁的时候跟这个厂就没有关系了啊,我就不会那么拼命地干了。”
她超常地付出,是因为她把工厂当家,这是体制给人造成的伤害,我自己觉得,有一个群体的确是被放弃了,残忍地说,是通过放弃他们,而获得整个国家经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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