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
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书桌上方一直钉着一张从小报上撕下来的照片,从这块污迹斑斑的报纸上,依稀能辨认出一个建筑模型的模糊图像,大概有小汽车那么大,与人的视线齐平。模型左方,建筑师没有使用惯用的灰色阴影,却涂上了发亮的唇膏色,表明它如此制作是为了打动一位注意力的持续时间短于平常人的客户。
清真寺
照片上,由纸板条和轻木条搭建的清真寺模型,有一个低矮的圆顶,圆顶四周是几圈长钉似的尖塔。从草图上看,清真寺外形绚丽,繁杂的传统装饰减少了,试图使建筑既显得摩登而又不失传统。像这样力图兼顾二者的类似尝试已有上百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这张照片能引人思考、令人心绪不宁的原因,不是这些有争议的建筑细节,而是照片所捕捉到的建筑更为隐秘的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虽然通常建筑师在这样的照片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毫无疑问谦恭地簇拥在模型周围身着军装的人都不像是建筑师,其中有一个五短身材,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模型,就像二战中身穿过时的卡其布套衫、头戴贝雷帽的英国陆军少校一样神情迷茫,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此人是谁。
与许多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侯赛因也非常热衷于建筑,但他与拿破仑三世和墨索里尼有所不同。拿破仑三世挑剔的品味仍可从巴黎整洁的林荫大道和阅兵场中清晰见到,而墨索里尼对相互冲突的现代主义和恺撒·奥古斯都风格都热衷,侯赛因则对任何特定的建筑风格都没有明显的偏好。不过他好像具有天生的本能,知道如何运用建筑去颂扬他和他的王国,以恐吓他的对手。
“战争之母”清真寺从方案设想开始便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把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伊拉克取得的胜利进行宣扬。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次战争中,侯赛因饱受羞辱,他的军队被驱逐出科威特。他绝望地逃回家,留在身后的是惨不忍睹的公路:满面烟尘的伊拉克士兵困在抢来的破旧汽车上,排成一条奇怪的长龙,路边撒满了抢来的战利品。侯赛因试图建造他自己的“真实”,抹去被打败的形象——这正如科威特的做法,委托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 乌特松设计毫无意义的“玩具”——议会大厦,以此表明他们不是海湾地区的寡头统治政府,而是北欧式的民主政治。由于联合国对侯赛因的独裁进行制裁,伊拉克物资极度匮乏,此时建造任何纪念碑式的建筑都只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挑衅,而修建带有象征意义的清真寺则使这种挑衅更加明显。
实际上,在这张报纸上,萨达姆的清真寺模型的照片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当权者喜欢建筑有其必然的原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魄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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