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和中东地区,为展示自己紧随世界潮流,雇佣西方著名建筑师设计“形象工程”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传统,或许这可以作为萨达姆· 侯赛因热衷建筑的一个解释。实际上,巴格达规划建筑大规模纪念碑的历史贯穿了大半个20世纪。1957年,费萨尔二世委托弗兰克·埃劳德·赖特②按照莫斯科当年未建完的苏维埃大楼的形式设计一座歌剧院,在顶部,巴格达创立者的孙子,伊拉克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巨大的三十层高的雕像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已经成为走出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拉克在中兴时期建筑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此外,沃尔特·格罗佩斯③设计并建成了一所大学。而1956年,勒· 柯布西耶④在巴格达也受命于费萨尔设计一座竞技场,但这项设计在他死后才得以完成,这就是今天的萨达姆·侯赛因体育中心。
萨达姆所希望的并不是仅仅追求表面现代化这么简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甚至将黑手伸向了五千年前乌尔文化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城市文化发源时期的古老遗产。他发起了一系列破坏性的伊拉克古遗迹“修复工程”,不但使用那些郊区房屋建筑中常见的材料来重建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而且效仿古代君主在每一块砖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以此来昭示世人,上天注定萨达姆·侯赛因便是那些古代帝王的继承人。在他的巴比伦主题公园,萨达姆甚至命令警卫穿起古代服装,手执长矛,在伊斯塔城门站岗。
萨达姆企图利用建筑作为一种歌功颂德和巩固政权的宣传工具,其用心昭然若揭。但显然这些建筑很难有效地满足他的意愿,它们矗立在那里,因为服务于萨达姆残暴的专制政权而受到世界的谴责。然而对于那些听命于萨达姆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又该如何评判呢?就建筑本身而言,毫无疑问“战争之母”清真寺是一件平庸的作品,显然它的设计者缺乏想象力,但萨达姆强加给它的功能是不是暗示着建筑师会因此而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呢?
建筑师的存在独立于雇主。我们不能像过去在纽伦堡战争法庭宣判阿尔伯特·施佩尔那样,仅仅因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师曾经为新近的一个暴政者工作过,便因此认为他也应该受到惩罚。这座清真寺本身并没有涉及任何一项暴力,它的建筑形式本身也不是独裁者的化身。
建筑物能否折射出某一特定的内在含义?虽然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事实上,是否真的存在极权主义建筑、民主主义建筑或者是民族主义建筑?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建筑,那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来定义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言,经典柱式是法西斯建筑的标志,而玻璃幕墙是民主建筑的标志呢?这些标志是永久不变的,还是会随年代不同而改变?
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当初足够明智,或者说足够狡猾,邀请出生于巴格达的著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②来设计他的清真寺,说不定我们会暂时迷惑而对他的政权体制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哈迪德接受了这份工作,很显然我们看她的眼光也会不同:最好的是认为她是政治无知者,最坏的是认为她是一个天真的妥协者。她在美国得到建筑设计的机会也必将大大减小。哈迪德的清真寺将向世人传递另一种信息,虽然其中一样包含对萨达姆政权的颂扬和对敌人的挑衅,但同时也表达出对文化高地的要求。它所暗示的体制,比起支持萨达姆两个女婿冷血谋杀和毒害上千市民的体制更为成熟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哈迪德会被看成是主张建设文明伊拉克的积极分子吗?还是会被谴责为政府的爪牙,为了得到建筑的机会而服从任何别的条件?当然,萨达姆不太可能邀请她设计,而她更不可能答应。
并不是只有建筑师才会为得到建筑机会而不顾一切,萨达姆·侯赛因也同样如此。究竟是什么心理使得他对建筑这么着迷?为什么他和其他一些人会在建筑上投入如此之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建筑本身是目的,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修造建筑物有着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和实用的原因。和那些反社会的独裁者一样,靠软件起家的亿万富翁慷慨解囊,捐赠博物馆以取得冠名权,将建筑作为一种语言来展示他们的实力。建筑因人们的自负、对死亡的恐惧或者一些政治和宗教目的的推动而建造,反过来建筑又赋予它们外形和形式。当你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不研究建筑心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那就等于漏掉了它内在天性的一个基本方面。这样做就好比忽视了战争对科技历史的作用,或科技历史对战争的影响。
科学和技术一般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而建筑则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但是赋予建筑精确的政治含意非常困难,建筑本身包含的政治含意也难以琢磨,这就导致今天的建筑师都宣称他们的建筑是自主的、中性的。
这种假设并不完美。也许特定的建筑语言并不带有特定的政治含意,但是这不代表建筑不能呈现政治倾向。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很少有建筑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能避免建造带有某些政治含义的建筑。而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发现他们对建筑的利用带有政治目的。建筑和政治的这种关系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可以发现,建筑的这种用途对于所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从照片上频频看到托尼·布莱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温斯顿·丘吉尔,还有数不清的市长、大主教、首席执行长官以及拥有亿万资产的强盗式资本家,弯着腰陶醉地盯着自己精致的建筑模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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