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全球危机下，中国的商业并非风景这边独好。经济衰退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某些更深层次的缺陷

　　一块狭小的土地，横穿其中只需两小时的车程，然而，它却从多方面揭示着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转型。这片土地位于华南地区，北起广州，南抵深圳。前者曾是为外国人设立的通商口岸，后由毛泽东收复；后者则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建立的私营企业试点城市。过去的十年间，千百万的农民工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引擎之一，也使其变成了衣服、鞋子和电子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

　　然而，这一地区现在正遭受着一场程度相当的经济大缩水。去年，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可能占到了这一地区工厂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正是因为许多工厂在地下合法地开工经营，可靠的统计数据无从知晓，但是这场经济下滑的严重性还是令人生痛的。民工的流向也已逆转。刚失业的一些人还呆在附近，(而小搓人已操起了一个新的行当：街头犯罪)。幸运者在迁到内地的厂子里找到了工作，尽管工资不如以前那么多了。

　　东莞大约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中间，是一座工业蔓生的城市。沿着东莞的一条道路走去，建筑一座接着一座，有的是居民建筑，有的是工业楼房，上面贴着红色的标语，为这座城市的可利用性打着广告。当地的代理商说买方兴趣全无。任何一家工厂都可能解释说，需求疲软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待售财产的质量也在关注之列：大批工厂匆匆建立，也都还经营不善。还有就是中国的物权法含糊不清。买方不能确定他们能否真的能拥有自己所购买的东西。

　　噢，祸根在于昔日未解之难题

　　东莞附近经济活动的快速萧条表明，中国的私营公司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遭受着同样的打击。然而，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些公司长期生存的狐疑。他们是中国走向繁荣的最具活力的动力因素。或许这些企业的动荡转瞬即逝。然而还有一点就是，人们同样也担心着这次经济动荡事实上发端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缺陷。

　　半年前，中国的制造商因各种各样的成本上升而接连遭受重创，从工资上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升高，再到利率和税收提高，不一而足。几乎每个行业的技工都供不应求。预期将于一两个月后发布的2008年年度经营业绩将显示，这些因素的确在2008年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如今，这些制造商正遭受着另一重打击：订单量的急剧下降。官方公布的工业生产数据显示，十二月份的工业产量年增长率显著下降，这也是这些数据的价值所在；而一月份的数据将延期公布。更可靠的出口数据显示，一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17.5%。进口则同比下降了43.1%。

　　正在放缓的经济已使所有的那些成本不再只升不降。经济放缓，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下挫，劳动力市场也变得萧条起来。经过多年稳步地推高银行利率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后，北京的金融机构在九月份开始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并公开表示鼓励信贷。

　　出于对广泛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担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已逐步取消了2006年至2008年间增加私营公司成本的政策。例如，出口退税政策重新实施；一年前，有关工资待遇、工作准则和工作福利的新法律颁布实施，增加了企业成本，现在的实施力度比当初灵活得多了。东莞地区的当地官员似乎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推动该地区向高附加值产品价值链升级。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厂商发现他们也不再面临搬迁的压力。当地市政府在200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本会鼓励工人罢工，现在却在帮助调节解决。这丝毫不能抵消订单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糟糕的是，这种隐忧可能要比需求量下降的短期后果要深得多。

　　放任自流的中国商业

　　中国商业的非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低成本和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活动之上的。广泛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物品的净出口国和精密商品的净进口国。毫不奇怪，富裕国家的情况通常恰好相反(见表1)。

　　雇佣廉价的劳动力，生产服装和鞋子等廉价的、商品化的物品用于出口，这是许多中国企业发展的套路。还有大量其他企业为西方公司生产电子产品、知名体育服装等高级商品。麻烦在于其他国家也可以这样做，而且有时，成本更加低廉。

　　诚然，中国有很多大公司不必担心自己的业务会流向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一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选定了“竞争全球领导力”百家榜，其中中国企业就有三十多家。任何别的国家都不敢标榜有如此之众的公司榜上有名。然而，几乎所有这些中国公司至少部分地由政府拥有并从国内市场的保护性壁垒中渔利。以中国移动为例，虽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但是，根据部级条例，它面临的竞争仅限于几家国内竞争对手。在钢铁、铝业、能源、金融和其他的许多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情形都莫不如此。

　　对于特权色彩不是特别浓厚的公司而言，一个更加持久的经营模式需要以创新和优良品质为基础，拥有国内成长起来的知名品牌，并能创造出更高的利润率。然而，迄今为止，实然的或是已察觉到的品质匮乏困扰着中国公司。仅有为数不多几家公司打造出了令人尊敬的品牌。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体系的脆弱以及金融体系对大型国家控股公司的偏袒。这些问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

　　此次经济下行显示出多数中国公司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令人瞠目结舌。公司倒闭了，就像毫无踪迹地蒸发了一样。与其说是过剩产能的蒸发或是生产向内地转移，还不如说是公司倒闭了。一年前，香港的消费者驱车穿越边境到华南地区购买衣服，而如今，他们坐飞机到孟加拉首都达卡(购物)。长达15年间，中国都是耐克运动鞋的主要出口国，但今年耐克将在越南生产更多的运动鞋。

　　1988年，台湾的一家名叫鸿海、行事隐秘的小型塑料制造商在深圳开办了一家工厂。自那以后，这家工厂已经成长到一个城市大小的规模，拥有二十五万多的员工。虽然鸿海很少直接透露这家大陆子公司富士康生产些什么产品，但是，大多数人相信，富士康的产品包括苹果、任天堂和微软游戏机和便携式电脑整装产品或零部件，为最为知名的品牌(做代工)。

　　由于鸿海雇佣的人数众多，它的每一次搬迁都会在当地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它自己表现的很低调。很可能是出于二十年前进入大陆相同的原因，2007年，鸿海在越南开办了一家工厂，而据说越南(市场)正在大举扩张。去年夏天，台湾新闻界充斥着鸿海将生产迁回岛内的讨论。现在台湾报道称，深圳工厂的劳动力将从260，000削减至100，000人，而内地将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不管人数最终会是怎样，鸿海称得上是一家精明的跨国公司，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转移安置生产。而且，也并非独此一家如此。

　　无可否认，留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理由。在不使基础设施负担过重或引发工资通胀的前提下，越南、印尼等国家快速扩展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中国仍有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拥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而其中大部分市场又是排外的。但是正如中国南方制造商的脆弱性所昭示的那样，这些优势也尤其局限性。

　　更高的利润率通常是和更高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咨询公司Interbrand对700位国际商业专业人士做了一次调查。其中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产品销往国外的重要障碍是其质量低下。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称“便宜”是中国商品的主要特征。而只有12%的人认为中国产品的品质在提升。

　　中国公司在国外经营过程中举步维艰，由此判断，这些印象是由牢固的根基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案例外，比如收购了IBM笔记本业务的联想和装饰着无数学生房间的低价、小型冰箱的生产者海尔，中国人的名字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这些中国公司多在注重成本意识的新兴市场或发达市场中的成本意识敏感的领域里繁荣发展，而这些市场又是由清晰的规范和极少的创新来界定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通信器材的制造商中兴和华为。

　　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口碑不佳挫伤的不仅是中国公司，同样还有销售中国制造商品的西方公司。去年，为了回应有关中国玩具的一系列丑闻、购买者的投诉和诉讼，美国通过法律，要求提供详尽的产品鉴定。对于信誉良好的制造商而言，这是代价昂贵的举措，但是美国的玩具经销商发现自己无法判断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安全性。出于相似的考虑，印度对中国制造的玩具火车和玩具汽车、玩偶和积木等实施了限令。

　　那么，中国制造商为什么不努力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呢？一个善意的解释是中国正在遭受着日本曾经遭受过的相同的问题，但是，在一个诉讼不断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时代，每一个瑕疵都可能被放大。

　　上述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战后的工业化早期，日本采纳了美国质量控制大师爱德华?戴明的学说，日本对质量的全民性的痴狂很快显现。像本田这样的公司通过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挤垮了英国的摩托车行业；索尼和松下也挤垮了美国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商。几乎所有这些成功的公司都是从至少为其他公司生产某些零部件起家的(索尼仍在这样做)，但是他们同样抱定决心，要通过制造与众不同的产品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若说这些公司拥有长远视野，这只是在轻描淡写而已。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起草了一份公司千年发展规划。

　　在中国尚无能与此比肩的企业。不过，许多中国公司都意识到了对其产品质量漫天的批评之声。一些大公司开始雇佣在美国和欧洲的一流企业拥有长期经历的西方人。质量匮乏在中国(深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因此，中国当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提供劣质产品又是在中国国内市场轻易取胜之道。去年，六个儿童死于有毒奶制品后，知名奶粉企业三鹿的董事长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名供应商被判处死刑。

　　毫无疑问，中国生产了大量高质量的产品，从体育用品和MP3播放器到豪华服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传媒技术出口国。当地市场和交易展览会上到处都是各怀抱负的品牌。仅就运输业而言，中国就有十二家上规模的汽车制造商、300家轮胎制造商、1，000家自行车生产厂商和数千家小型摩托车制造厂商，所有这些制造厂商都希望脱颖而出。3，500多家的手表制造商和8，000家剃须刀生产商都在阿里巴巴上面列出了自己服务。还有多如牛毛的公司在生产着假冒的吉列产品和劳力士手表，而这些假冒产品又在街头巷尾售出。

　　然而，这些努力几乎没有转化成强大的品牌，这一点令人困惑。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外国公司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见表2)。最简单的解释是，匿名适合于许多中国公司。裕元是一家经营模式类似鸿海的台湾企业宝元在东莞的子公司，为西方知名品牌生产运动鞋。规模较小的公司生产从网球拍到欧洲奢侈品的一切商品。因为广泛公布产品共同的原产地对这些品牌毫无益处，所以，西方人通常坚持在合同中附上保密协议的条款。

　　匿名也使得中国公司免除来自官方和媒体对其糟糕的劳动条件的审查。但是这种策略也尤其局限性。事实证明，未细分的商品生产带来的利润多是很低的。挽留消费者就意味着抵挡住来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竞争，而正如中国南方现在所发现的，这类企业很容易在经济衰退中一扫而光。

　　台湾的许多公司曾经是匿名生产的领导者，现在已慢慢地生产出成为拥有自己独立品牌的高质量产品，著名的有宏基、华硕和宏达等。在中国(大陆)进行同样的操作最显著的障碍就是中国脆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果设计成果或创新成果可以被竞争者仿制，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设计或是创新上投资呢？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障碍，通过了新的法律，并公开声明支持更大力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纠纷解决仍只是个别案例，执行力度也仍不全面平衡。授予国内申请者的大多数中国专利仍属于一种“实用新型”专利。这种专利主要是用来奖励逐步的产品改进，而非奖励创新或新的设计(见表3)。

　　知识产权的软弱只是部分的深层次问题：私有产权普遍的软弱。经合组织最近做的一份有关中国创新的研究称，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启国门之前，知识产权问题无从谈起：创新和技术发展的任务被指定给政府研究所；而工厂则接受生产订单。即使在今天，也只有最顶尖的公司可能宣称拥有不受约束的独立(权)。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称，完全国家控股公司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一表述可能低估了真实的情形，因为，即使是私营公司，也清楚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同国家的关系。

　　国家控股公司的高层听从政府命令进行轮换。据说，中国移动拥有10，000家供应商。(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移动的管理和经营权受制于频繁的政府干预(其于去年夏天重组)，技术创新必须在外部进行。主要的经理人工资不高，而且经常不行使期权，即使当期权实值时。这表明奖励并不与为股东创造的价值紧密相关。

　　中型公司也有自己的利益冲突。建立工厂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国有土地。因此，公司股东中通常会包括当地政府。政府官员对于工业效率鲜有兴趣：比如说，如果企业合并意味着当地就业岗位的减少，那么就没什么吸引力。如果一家公司总部的墙上挂着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主题总是某位政府高官来访——表明了到底谁重要。

　　所有制混乱干扰了财政体系、管理结构和长期规划。为了不受中国政府无常式控制的影响，许多公司上市时会千方百计地曲解法律。

　　海尔在百慕大组建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发行证券必须经过政府审批，绝大部分的法定融资又来自国家控股银行。考虑到所有这些政治联系，缺乏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论上讲，私营的公司越小，也就越发地灵活。但是筹集资金却较为困难：国家控股银行发放给此类小公司的贷款仅占其贷款总额的一小部分(见表4)。虽然小型公司的资金来源仍是中国的诸多神秘之一，但还是有些迹象可循的。中国充斥着许多灰色市场的金融机构，包括当铺、“信用担保”公司以及向别的小型工业公司放贷的小型工业公司。然而，因为从这些渠道得到的资金是非正规的融资，所以，通常也就是短期的，这就改变了投资的性质。融资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公司企业主的个人关系网；这也会扭曲管理层做出决策。

　　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阻挡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上，当资金、人员以及公司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似乎畅通无阻地流动时也说明了中国的适应性。但是，不管怎样，障碍还是障碍。

　　比尔?盖茨经常造访中国。两年前，在其一次中国之旅时，他说自己经常被问及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哪里，下一个微软会诞生在哪里。

　　为了取悦作为东道主的政府官员，他预言说会在亚洲，因为他所看到的变化、当地的教育水准以及技术的影响力。

　　设想来自中国的某个人可能追随比尔?盖茨的脚步，这并非难事。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设想来自中国企业的某个人会追随比尔·盖茨的脚步，却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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