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津诸暨

  那个时刻终于降临—这是创造的最后时分……

  你以一线光明使整个世界解除了迷蒙的幻影和沉重的尘世之梦。

  于是,坚冰被融化,镣铐被神火烤焦,新生活迎来了永恒的清晨,万有同一于一,在一切之中。

  —[俄国]弗·索洛维约夫《给普罗米修斯》

  光阴的秩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间在流逝中塑造一切,信仰和秩序。对诸暨信仰的寻源,意味着回归本初的时间秩序,尊重生命的本源价值。

  千柱屋的清晨比别处都要来得加倍充分、彻底、猛烈,并不暧昧得拖泥带水。天光贲张着想要涌进房间,古老的木制窗与门的每一道空隙都开始涨满风声,斑驳的木头深处开始发出撕裂般的轰鸣,它们像还是树的时候那样狂躁地生长。满院子的动物们都奔跑起来,在石板道上踏开此起彼伏的急促步点,猫和狗慵懒地想要找个角落补觉,鸡和鸭则精神抖擞地开始觅食。黑夜对它们来说,太过漫长了些。

  渐次起了人声。男人们一声不吭地先后离开,荷着扁担和麻袋上山,自家的八千斤毛栗子还挂上树上,好像总也打不完。女人们则开始生火做饭,将圆桌拖到院子里,也给动物们备些食物。各家的孩子们在每个院落间跳来跳去,穿过阡陌交织的通道,呼朋引伴,疾行如风,不久便凑成一大群。孩子们总是比大人更容易聚在一起,并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共同话题。无论是一片骏马形状的云,一队艰难运输的蚂蚁,或者仅仅是衣服上新钉的一粒扣子(旧的在昨天打闹时无意中弄丢了,挨了一顿说),都能让他们兴奋很久。他们不通世故,不像大人那样设防、节制、忍让,却总能在相处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确立别人,也找到自己。

  西施浣纱的旧影,成为诸暨的精神图腾

  倘若直到正午,门外石桥上的三只狗还没吠叫,那么千柱屋注定又将度过寻常的一日,不会再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如同已然在屋前空地上流逝过去的每一寸光阴一样,阳光将从一侧逐渐摆渡到另一侧,最终落在墙角的阴影里,如此周而复始。因为中午之后就不可能再有不速之客,当然,中午之前也几乎没有。千柱屋太过遥远—即便对于它所属的辖区诸暨市而言,千柱屋都已是个遥远得有些陌生的名字。遥远既是从距离上的度量,更是在时间和心理上的间隔,后者尤其致命—固然,前行不断地造成告别,让沿途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而被两百年凛冽光阴刷新与剥蚀掉的,又何止几代人,或者几幢建筑。

  千柱屋的谜底

  每个诸暨人都有过一个建造之梦—建造并不意味着安适于命运,止步于漂泊;真正的建造,是对幸福进行至高无上的分享,推己及人。建造因此,成为诸暨人不息追索的命运支点,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源头。

  两百年后,人们终于从诸暨的苍莽深山中,找到这幢传说中的建筑。当它的形态与那些口口相传的显赫数字逐一对应起来,刚刚寻找到的答案,立刻又成为无法解释的问题—3条横轴线,5条纵轴线,5座重檐式门楼,8个四合院,10个大天井,36个小天井,121间楼屋,宽124米,纵深60米,1322根柱子,7400平方米—在遥远的18世纪,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数字是个过于奇妙的事物,总是容易引发一连串的幻想,如同被静电黏着起来的层层叠叠的记忆微尘。数字本身很简单,只是些单纯的排列组合,除了用作度量,几乎别无他意。并且,数字又决不像中文的字词,蕴涵着充沛的隐喻、双关、回文。数字不玩无谓的把戏,拒绝故作的蹊跷,在对世界的描述中,数字通常最客观而贴切,最冰冷却又最实际。

  与繁缛的修饰相比,数字从不会说谎。

  这愈发加剧了人们的惶惑,以至于人们始终无法将场景真实地还原回公元1798年—在工匠打下最后一根木桩,竖起第1322根柱子之前,这幢建筑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1798年,中国的古典建筑经典《营造法式》已问世近7个世纪,其中的诸多内容甚至都因年岁过于久远而成为难以破译的谜题。人们最新奉守的建筑典范是《工程做法则例》,由工部在64年前的雍正朝颁布,对于这部《则例》,规划者与工匠们严格遵循了一个“甲子”的轮回,甚至最初的一代人已经所剩无几,也依然无人敢于偏离。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恪守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基本准则。规矩、范式、限定,是历史自始至终的判决。然而,千柱屋的出现,却造成了时空的错位,它分明不该属于那个时代,它的真实面目是对传统的反叛。自然,它仍然遵循传统建造的基本游戏规则,但并不以此为限。

  千柱屋的主人斯元儒早年在外经商,以巨富闻名乡间,又以善举声达朝廷,在道光年间德高望重。他建造千柱屋之初,只是希望能为整个斯氏家族提供一个群居的场所—一间大屋。在斯元儒的设想中,大屋中的所有楼屋都应该由檐廊连接,“晴不见日,雨不湿鞋”,既保持独立的个体与私密性,又能其乐融融,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设想最终被工匠们用上千根柱子矗立为实际,又逐渐成为奇迹。

  中国建筑史上流传着诸多声势浩大的建造,千柱屋显然不是其中最辉煌或最经典的。广袤的土地上扩散过太多帝王营建的城市,涌起过太多僧人发愿募款修建的巨塔,历经千年而面貌依然,每一角飞檐斗拱都可能成为后世不断模仿复现的经典;与此同时,它们还分别承担着政治和信仰的职能,这愈发加剧了它们的经典意味。然而,却从未有人像千柱屋的主人斯元儒那样异想天开。

  只有站在千柱屋前,才能真正理解斯元儒的这种天真。这幢古老的建筑将漫长而颠簸的环山路抛在身后,不断地穿越弥漫堆砌的山气,直到—四望只有群山。这才是千柱屋的目的地。空旷的天空下,千柱屋庞大而寂寞,在它之上,每一座原本孤独的峰峦反而都比它显得更加亲切合群。

  这正是千柱屋留给我的最大的疑惑。这座建筑吸引我的,并不是斯元儒企图全凭一己之力,为整个家族寻求避世的场所,以近乎奢侈的方式进行建造的工程—事实上,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和一些必要的野心与想象力,所有人都可能做到。更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斯元儒刻意地将营造的地点,选在深山中的诸暨,而不是京师,或者苏杭这些繁华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他又为什么要在荒凉无闻的深山中,建造这样一座夸张到近乎嚣张的建筑,一座与时代和空间都格格不入的建筑。

  1930年代,当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道们开始漫游中国,寻找失落的古建筑,千柱屋已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否则,梁公一定会再次动用那个奢侈的词汇来评价这幢建筑—“孤例”。千柱屋诚然是中国民间建筑史上的孤例。晋商修建了大院,徽商树立了牌坊,千柱屋则在遥远的18世纪微笑不语。

  故国浣纱

  西施演绎的诸暨的精神风范领受万世景仰。她以美阐释道义的内涵,以道义衍生美的境界,如果我们能真正体会西施的苦心与大义,便能理解这种绵递不绝的使命感与脉脉深情,怎样深植进诸暨的土地。

  在诸暨的历史上,斯元儒显然并不是最著名的人物。在他前面,横亘着两个根本无法逾越的背影。

  千柱屋的日常生态

  古木上一只蝴蝶,静默的禅意

  春秋末年,诸暨浣纱女施夷光与郑旦被范蠡选中,进入越宫,学习仪态、歌舞。三年后,她们被作为礼物进献给吴王夫差,以乱其志。比“越王剑”还要锋利的施夷光,深深地刺进了这个王国的胸膛。夫差从此夜夜笙歌,孙武辞官遁入深山,伍子胥自杀,死前要求将自己的头颅挂在城门上,他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军马将如何践踏他曾誓死捍卫过的土地。

  最终,阖闾和夫差两代霸主建立的王国被轻易撕裂、颠覆,风流云散,越王勾践雪耻,君临江南,施夷光则不知所踪,只留下以她的美与道义成就的那个更加脍炙人口的名字—西施。在最擅长将历史与传说进行混淆加工的中国,勾践的卧薪尝胆、熔炉里成打捞起的“越王剑”、两个王国的鲜血、整整一代人的厮杀与死亡,似乎都只是为了成全一个女子的出场,而倾力耗费的奢侈铺垫。

  与西施的显赫而凄美的经历相比,斯元儒做的事情简直有些默默无闻。他只是以理想主义者的心态,费尽心力地想要建造一幢大屋,让族人能够安居乐业。而他自己,除了坊间流传下来的臆测与传说,诸如他的发迹之路、他对财富的使用、他造千柱屋时的作为……甚至再没有留下多少有据可考的传奇。

  斯元儒在千柱屋正厅的匾额上刻下自己的姓氏—“於斯为盛”,他巧妙地化用《论语》中的“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将自家姓氏隐藏其中。如果说“於斯为盛”描述的是斯元儒的大屋与家族荣耀,那么,道光帝御赐的匾额,则极其精准地概括了斯元儒在搭建千柱屋之外,进行的其他建造活动—“活十万户饥民不让义田种德,庇廿四乡学士允称广厦树功”。

  千柱屋背后,斯元儒还建造了一座笔峰书屋,被诸暨地方志记载为“林泉之胜,甲于一邑”。笔峰书屋专供子弟启蒙,不分辈分、出身。读书处在笔峰书屋二楼,没有楼梯,只有一副竹梯。孩子们爬到楼上,竹梯便会撤去,他们只有心无旁骛,专注读书。这座小楼成为整个家族的童年记忆。

  笔峰书屋与千柱屋相映成趣,“活十万户饥民”与“庇廿四乡学士”遥相呼应,成为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庇护。作为一名儒商,斯元儒对后世的建造者们提出了一个永久的设问—世界究竟需要怎样的建造?这个设问或许终究注定众说纷纭,然而,如果我们能真正体会西施的苦心与大义,便能理解这种绵递不绝的使命感与脉脉深情,怎样深植进诸暨的土地。

  执灯的使者

  诸暨名僧良价,开创曹洞宗,跻身禅宗五大宗派,进而发扬直至日本佛庭。如果说西施是以飞蛾赴火的刹那璀璨演绎生命的“大我”,那么,良价则毕生都在进行由己及人的心灵建造与光明引导—诚然,信仰的实质不在于孤诣的虔诚,而在于担当、分享与责任感的重建。

  另一个诸暨人选择的路,恰好与西施背道而驰。唐宪宗年间,年幼的良价在故乡诸暨出家。不久,良价的师傅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继续教导这名特殊的弟子,因为他的见地已经远在自己之上。良价从此离开诸暨,21岁在嵩山受具足戒后,开始云游名山大川,四处求教。当时的著名僧人大多都曾在各自的山岳庙堂与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轻僧人坐而论禅,并为之深深折服。然而,依然没有哪里能真正留住良价。后来,沩山高僧灵佑建议良价“参云岩去”,因为他认为,真正能教导良价的,绝不是哪位得道高人,而是自然万物。良价在云游修行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在流水中的倒影而得大悟,《流水偈》千古流颂:“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流。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多年后,良价住持洞山,开创“曹洞宗”,成为禅宗五大派之一,即《五灯会元》所谓:“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日本僧人瓦室能光慕名前往追随良价,在洞山一住30年。”曹洞宗“后来传入日本,与临济宗共为日本禅宗两大派,影响日本佛庭上千年。

  如果说西施是以飞蛾赴火的刹那璀璨演绎生命的“大我”,那么,良价则毕生都在进行由己及人的心灵建造—诚然,信仰的实质不在于孤诣的虔诚,而在于担当、分享与责任感的重建。

  每个诸暨人都有过一个建造之梦—建造并不意味着安适于命运,止步于漂泊;真正的建造,是对幸福进行至高无上的分享,推己及人。

  在斯元儒之后,诸暨山中又兴建起大量的千柱屋、百柱屋,这种朴素而复杂的建筑形式,维系着诸暨人的亲情链和价值观。大屋们不动声色地在深山中蛰伏几百年,避世高蹈,完成着自身的生命的代谢和时间的积淀,被最终借助光阴之手,赋予建筑以永恒的呼吸。建造大屋成为诸暨世代沿袭的梦想。这梦想因命运变迁而迥异,有的人倾尽终生最后达成,有的人被现实磨砺,在他乡隐忍,却从未放弃。建造,成为诸暨人不息追索的命运支点。

  这种建造之梦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还乡情结一脉相承,其实又颇有出入。

  蔡文姬曾用《胡笳十八拍》来怀念与抗拒的故都长安,丘迟曾以一句“暮春三月”便劝降大将陈伯之南归的盛世江南,或者沈从文的湘西边城,海子的麦田……它们相隔万里,相去千年,其实所指,却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种情感。他们离开的,或者时常假想自己终将回去的,既是故乡,更是往昔岁月。旧时的明月仍印在记忆的天际,并因模糊而更显圆满。只不过,诸暨人信奉的却不是回首,而是建造,以昨日支起今日,以明日覆盖往事。

  诸暨的山中依然散落着许多大屋,上了锁,积了灰,仍然舍不得拆。诸暨年轻的一代大多离开深山,搬进城里,将自己锁进公寓楼。然而,大屋却总是像一场挥之不去的梦境,刺激着他们不时地回头张望:那些斑驳的苔迹一定已浸湿青瓦,漫过门槛;那些动辄千年的怪树,蜿蜒的藤蔓上一定依然挂满朝露,像树上不会腐烂的果实;那些大屋一定还在倔强地向天空伸展着每一寸飞檐,捭阖着每一角斗拱,像从危岩巨石中长出来一样。大屋,终与苔迹、怪树、朝露融化在一起,长为山体。然后,每一个诸暨人又与它们融化在一起,一道长成山体。

  诸暨因此,成为一枚收纳独特情感的绝缘容器。这种细微的情感电流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导入外来者的内心。譬如我用了整个下午,来透过千柱屋木制的古老窗棂,望向暮霭沉沉的天光。我在8个院子里轮番游走,掠过1322根柱子中的大多数,掂着脚跳过各种毛色、体形的打瞌睡的鸡、鸭、狗和猫。每户人家都在剥毛栗子,妇人和孩子们,熟稔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仿佛每一次都只是上一次的幻影而不是延续。我遂爬到后山,坐在笔峰书屋门口的石阶上,对着纹丝不动的竹林呆坐半晌,直到木制建筑的气息从身后排山倒海而来,我才拖着酸疼的双腿,满腹忧虑地下山。

  我始终无所适从,作为一个闯入的外来者,感到无礼而格格不入。在这幢偌大的建筑中,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只有我像一只无趣的钟摆,焦灼而毫无意义地晃动着。生活突然波澜不惊,一切的需求与想象似乎都变得可有可无。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生活原本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可我始终无法立刻接受。

  这就是诸暨典型的生态,可以轻易便摧毁一切现世哲学。经历了1798年落成之日的短暂喧嚣之后,诸暨马上和千柱屋一道归于平静。平静得,像我在两百年后看到的这样,日复一日,寻常的生活,寻常到有些寂寞。门庭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匾额—“於斯为盛”,更将这份寂寞反衬、放大,以至难于捉摸。

  如斯。人们恪守着自身承袭了几个世纪的价值观,无论在这几个世纪里,外面的世界怎样地风云突变,代际更替,都不为所动。此刻,千柱屋已随着黑夜一道沉没进天空深处,熹微的灯火与人声,几乎在一瞬间同步消失。或许只有在万籁俱静的时候,我们才能更贴近斯元儒建造千柱屋的本意。明清以来,商业的发达、欲望的激增、生活的糜烂,使中国的传统生态岌岌可危。斯元儒远避京城、苏杭,转而选择到深山中完成建造,既为族人建造了一个安居乐业,耕读自在的家园,更远避了喧嚣与浮躁。他也无意中完成了对良价的承袭与回溯,维护了中国人流传已久的生命观,远在两百年前,像一则古老而直指人心的预言,直达今日。

  千柱屋的光阴已经燃尽,我却仿佛仍在经历。我在刺目的黑暗中抱膝枯坐,在这幢两百多年的建筑里,度过整个的黑夜—并等待加倍充分、彻底、猛烈的清晨,送来第一束贲张的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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