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释放出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成为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命题。

　　30年改革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裂变吗？

　　30年后，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土地改革的边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土地改革，让人们开始系统地反思30年前的那一场推动整个中国变革的土地改革。而这种系统的梳理开始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土地改革的需求，恰恰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标志。在中国人从四个现代化到城市化的各种标语中，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农民大量进城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向传统的农业社会发起了挑战，从而导致农村生产资源与生产者的比例开始严重失调。在这种背景之下新一轮的农村土地改革启动了。中国人又一次先行在理论上进行了对土地问题的全新梳理，其中包括若干历史相关理论的更新，比如说，土地集中与社会危机之间的相关问题。

　　在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讨论当中，秦晖成为整个中国理论界最受关注的学者。原因是他彻底地否定了我们的惯性意识，从而告知了土地流转的真实意义和可预知的结果。秦晖本人对土地流转导致土地集中从而制造社会危机的惯性视角作出了全面的否定。其认为“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的说法是错误。原因是“租佃制”并非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危机中“民变”亦并非“佃变”所引起，大多数社会危机是因为天灾和政治危机所导致的，也即“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

　　从这个层面而言，秦晖认为，封建社会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土地集中并非像想象当中的那样严重，而造成封建社会危机的也并非是因为建立土地私有化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制度。

　　但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样的是，秦晖坚持认为农村土地流转不一定会导致土地集中。一个普遍的认知是，未来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将是释放农村生产力的重要步骤。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是限制中国农村土地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原因。在集体所有制被破除的年代，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释放生产力的行为可以理解，亦是推动改革的极大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村人口就业已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土地反而成为制约农村土地生产力的瓶颈。

　　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释放出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成为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命题。

　　在整个关于农村地权到农村土地保障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秦晖甚至做了逐个论述，其论述的核心一方面在于提醒当局在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必须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认为农村土地必须成为农民下一步生活的保障，即地权出租与流转的过程当中，农民应该是最为实际的受益者。农民要是真正意义上在土地流转的过程当中受到保障，那么确认农民的地权，抑或说确认农民土地使用权是最为根本的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如同中国著名土地规划专家贺承军所言，农村土地改革肯定是将农村土地财富给激活了，问题是在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公平与公正肯定是值得关注的。但无论如何，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所激活的财富必然将有部分为农民所有！

　　此外的问题是，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建筑业以及制造业面临更多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是否会一如从前？当中国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可能要放慢的时候，农村土地流转最终导致的农村土地集中是否会使农民在满足了部分即得利益之后，无法获得满足其更长远的发展的利益？农村土地改革之后，那些急于摆脱农村土地束缚的农民如何在城市获得角色与位置？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呼之欲出？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否开始更加的自由？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是否覆盖那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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