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被称为“形式大于内容”的跨国公路，然而，在东南亚的版图上，它带来的精彩内容却不断涌现纷呈。

　　地图的权力世界

　　在中老边境，跨越国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3年，中国和老挝将两个边境小镇开放为国家级口岸。在中国的磨憨出境处办完手续后，沿着一条崭新的公路步行20分钟左右，才能抵达老挝磨丁的海关。

　　这条叫昆曼公路的新通道在2008年3月底正式通车。它从云南省昆明市出发，经由磨憨出境，一路向南，途经老挝，跨越湄公河，直抵泰国的曼谷。

　　在多国政府的官方构想中，昆曼(昆明—曼谷)公路在未来将继续向南，途经马来西亚，最后抵达新加坡。由此，中国将在西南地区打开一条通往东南亚的内陆通道。

　　在云南，从昆明通往西双版纳是一条架设在森林之间的高速公路。在泰国，原有的高速公路可以顺利连接到湄公河的边境港口。麻烦的是老挝。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多年来长期依靠外国援助。于是，这条公路的老挝段，只能由中、老、泰三方共同出资建设，而老挝的资金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

　　如果拿着一份中文的世界地图，你可以看见中国似乎处于世界的中心。在它的西南方，东南亚几个国家紧密地靠在一起。国界线弯曲勾画出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表面上看，地图是如此客观地展现出世界的真实，但实际上却极具倾向性。假如把世界地图的中心放在东南亚，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在地图上，昆曼公路几乎像一条直线，从中国西南插入东南亚腹地。它看起来是一条高效、崭新且快速的交通要道。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一位官员说：“假如从新加坡至曼谷到昆明到北京间，有良好的公路网络，南北经济走廊将降低中国首都到马来半岛末端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人员、车流和货物流动的速度，扩大中国与湄公河区域乃至更远地方之间的贸易。”

　　我进入老挝，沿着昆曼公路向南前行。它穿越在老挝北部群山之间，一路人烟稀少，缓慢的节奏提醒我，这条公路的经济意图并未充分实现，那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诱人的土地

　　TANYAKEO与我之前见到的老挝海关政府人员完全不同。他是老挝北部省份琅南塔外事办公室的主任，中国人都叫他“康主任”。我在公路旁边的一家咖啡馆等他，密切留意着公路上走来的任何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在老挝，经济稍好的城市都集中在湄公河流域。而北部地区的琅南塔，一个省会城市，之前最高的建筑是一家客栈，四层楼高。现在，正在修建的省政府大楼超过了它。但这个城市的规模，还赶不上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个小县城。

　　政府的公务员有可能是这里最吃香的职业。他们一般都受过本国的大学教育(老挝国立大学)，然后前往西方留学。因此，政府集中了老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云南省社科院一名老挝专家曾告诉我，老挝政府官员的官越大，外交语言能力越好。

　　康主任并没有穿西服。一件特别花哨的黑底白色花纹衬衫，垮在他的身上。在口袋那里，绣着“D&G”这个牌子，我怀疑是从中国浙江卖过来的假名牌，但他很自豪地说是日本货。然后他指了指裤子：“这才是中国货！”

　　他今年54岁，梳着凯山。丰威汉(老挝的领袖)式的发型，染黑过，全部朝后梳。他让我坐上他的豪华丰田越野车，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越野车绕着街道只开了两分钟，他说到了。我下车才发现，这里距离刚才的咖啡馆几步之遥。

　　那又是一栋两层楼的法式风格建筑，还带一个小花园。整个一层都是客厅，中间竖着两根大柱子。两把巨大的中国纸扇挂在墙上。他说那是一个桂林女人送给他的礼物。与宽敞的空间相比，电视却小得可怜。我们进去时，康主任的家人正在看湖南电视台的《奥运向前冲》。一会儿，他们调到了一个泰国电视台，看样子好像是一部都市言情剧。

　　康主任年轻时前往德国留学，学物理。回到老挝后，他当了23年的老师，教的却是数学。在首都万象，他在教育部也任过职。中老边境开放口岸后，1994年，他第一次去中国。那时他是琅南塔省旅游局的局长。在云南省勐腊，他呆了15天。之后他终于去了北京。他指着矮柜上摆放的一件一件小礼品，自豪地对我说，那都是他出国参加各种会议带回来的礼物。

　　康主任的英语带老挝口音，中文的口音更厉害—一种来自湖南的乡音，像毛泽东一样。我们说话时，他的二儿子在一旁翻译，这个儿子和他的小女儿都在云南省学习中文。康主任的父亲是老挝的老革命，他从精神上遗传了父亲的革命传统。他认为，中国和老挝是好兄弟。

　　在老挝北部，中国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即便这里的人从小看泰国电视台，能听能说泰语，但长大后仍然希望到中国学习中文。这一方面源于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大量中国资本的涌入，学习中文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贫瘠的北部山区紧靠中国，这里可能是老挝这个穷国之中最穷的地区。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山里的农民依然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他们烧光一座山，种上旱稻。过了几年，当这座山的土地不再适合耕种时，他们开始烧另外一座山。

　　老挝政府没有钱来开发北部山区的资源，更无力去维持这里的生态平衡。

　　一个泰国人曾告诉我，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你无法相信：金、银、宝石、木材。往地下挖三十厘米，结果你知道么？你会看到锰！

　　2005年，康主任升任外事办主任。截至2004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共投资了将近5亿元人民币在金三角的替代种植项目。在琅南塔，目前大约有20多家中国企业。他们大多来自云南省，在老挝种植橡胶和木薯。中国的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一起涌进来。用康主任的话来说，是“党的合作越来越好”。

　　缺少资金的老挝通过提供大片的土地来鼓励中国人投资。康主任说，政府将用“土地换取资本和技术”。我问他是否担心中国人，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也是这么开始的么，“况且，我们和中国是好兄弟，中国只是来帮忙啦！”

　　寺庙是老挝年轻人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年轻人改变命运获得教育的唯一机会

　　一条“形式大于内容”的路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正在渴求更多的资源，与此相对应，环境问题正在成为国内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在云南昆明，我仍然可以到处听见对怒江水电站的讨论。环保主义者试图阻止中国政府在那条河流上修建水电站。现在，中国在澜沧江的下游—位于老挝的湄公河区域修建水力发电厂。

　　在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公司大规模地涌入，开发土地种植农产品和橡胶。

　　官方的激励口号，已经由以前的“替代种植”向“替代发展”模式演变。这些农产品包括谷物、甘蔗，它们将直接出口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

　　当我在琅南塔的街道上游荡时，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看见一个中国公司租赁的法式独栋小楼。有一次，我闯入云南农垦橡胶公司的后院，一群中国人正准备吃午饭。这是当地唯一一家中国国企。我问他们能否带我去看看山里的橡胶地，一个工人指着远方的山脉说，那里全都是，有什么可看的？

　　在另一栋漂亮的小楼里，我找到一家云南民营公司的常务副总邵斌。这是一个29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的橡胶林远在几十公里之外，遍布好几座山。但在雨季，泥泞的公路根本不能成行。他看起来百无聊赖，在老挝呆了两年之后，邵斌厌倦了琅南塔枯燥的日子。在这栋空荡荡的别墅中，他常常无事可干。

　　中国在老挝北部山区的橡胶林，大多才两三年。等待收割，一般还需要五年，这之前是一个漫长的投资期。政府鼓励这些公司到境外投资，为此愿意贴息贷款。由于担心国际形势变化或者老挝本国的政策风险，政府还负责替这些公司的境外保险提供担保。

　　克里奥·帕斯卡尔，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位副研究员撰文写道：“中国正在进行重大的地缘经济转型，将有助于获得各种战略基本物资的供应，其中包括粮食。在国际上，大多数中国公司与政府合作(有时还亏损经营)，以提升国家的战略利益。”

　　但来自西方研究者的评论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在昆明，我见到云南省社科院的老挝专家方芸。1996年她毕业后来到社科院，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大约在2000年左右，一个国家领导人来到社科院，让他们最好对东南亚各国进行单项研究。方芸选择了老挝。

　　她告诉我，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将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只有邻国的经济繁荣之后，边境线的不稳定因素才可能减少”。这也许是中国为什么援建昆曼公路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仅仅从经济上考虑，昆曼公路并不能带来效益的最大化。沿路过关费用居高不下，油价高涨，运输成本太高，远不如从泰国直接走湄公河航道运送货物到中国。

　　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这条公路在“形式”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内容”。

　　自2008年3月31日开通以来，经由这条路而运输货物的车辆几近全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泰国和老挝之间的湄公河大桥仍在修建中，这座大桥最早也要在2011年完工。而进出口货物主要在中国和泰国之间发生，老挝只是一个通道。

　　所以，这条公路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形式大于内容”。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和援助，向来不吝啬。自2001年到2007年8月，中国在老挝的直接投资达到11亿美元，仅次于泰国的13亿美元。除了水力发电厂，中国公司在矿业、橡胶种植、旅馆等方面都颇有大手笔。在首都万象，中国还帮助修建了体育馆，以迎接明年的东南亚运动会。

　　来自中国的援助，更容易受到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样的国家的欢迎。因为当其他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施以援助时，往往附带许多条件，他们大多和人权、政治有关，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是无偿无条件的援助。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和经济贸易，的确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局面。中国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当地也可因此受惠带动经济发展。方芸告诉我，在老挝，普通人对“中国人的入侵”并不担心，而老挝的精英分子向来是实用主义。

　　对中国抱以担忧的，更多来自美国和日本。东南亚版图历来是众多国家争夺影响力的重点。中国凭借经济投资和援助—他们称之为“软实力”，渐渐占了上风。

　　在昆曼公路通车之后，日本一家媒体发表文章，不无忧虑地说，“中国在东南亚收买影响力”。而2008年，是日本确定的“日本湄公河交流年”。他们向湄公河“东西走廊”无偿援助了2000万美元，日本媒体声称这是他们发起的新外交攻势。

　　无论如何，对于老挝来说，每一笔境外的投资和无偿援助，都将激活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在琅南塔，沿着昆曼公路已经新修了更多的法式小楼。还未竣工的水泥墙面和工地木架，让人觉得这个地区稍微有些活力。餐馆和客栈越来越多。当你走进一家新建的客栈时，年轻的服务员会走过来，用英语友好地问道：“Can I help you？”

　　穿越河流山川

　　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从琅南塔坐车前往会晒。会晒是老挝在湄公河上的边境港口，河对面是泰国。昆曼公路通到会晒戛然而止。由中国出资一部分的湄公河大桥正在修建。

　　这是一趟漫长、眩晕的旅途。丰田面包车在山与山之间绕来绕去，如果你来自平原地区，也许很快就受不了。尽管窗外的景色优美，你却不得不一直抑制着想吐的欲望。而且，你将发现，这还是一趟孤独的旅途。

　　来往琅南塔和会晒之间的车辆太少，以至于几乎每隔一个小时才能在公路上看到另外一辆车。偶尔，我们会路过一个小村庄。它们大多是一些狭小的茅草屋，据说这些村庄都是在昆曼公路修建过程中，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政府声称这些农民开始在公路沿线做点小生意—但我一点儿都没看出这个苗头。

　　当夜幕降临，整个北部山区陷入黑暗。老挝尽管拥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但在我们行驶过的地方，村庄漆黑一片。每当我们的车经过一个村庄时，借着车灯一扫而过的微弱亮光，我可以看见个别村民茫然的脸，还有小孩子惊喜的眼神。如果有一堆火把，那可能是那个村庄在黑暗中唯一的希望。

　　对老挝来说，贫穷就像静静流淌的湄公河一样，仿佛是一种自然且永恒的体验。尽管常常被卷入地区战略竞争的旋涡之中，但老挝至今仍然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并且很可能是人们最为陌生的东南亚国家。现在，老挝试图登上世界舞台，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它在1997年加入了东盟，希望融入地区主流。

　　抵达会晒时，已是深夜。湄公河看起来像一面镜子，对岸的泰国小城灯火通明，和会晒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一早，我前往码头，乘坐驶往琅勃拉邦的慢船。它将在湄公河上行驶两天。

　　那是一艘大约能容下100人的机动木船，看起来单薄易碎。90%的游客是外国人。人们只能坐在一米长的窄条木板凳上，河流两岸的风光也许可以缓冲慢船本身带来的不适。但很快，你对两岸的风景将失去耐心。热带森林看一个小时就够了。持续地重复两天，到最后，人们开始在船上东倒西歪地打瞌睡。

　　1994年，《大西洋月刊》的记者罗伯。卡普兰第一次来到老挝时，他说：“老挝是一个古老东南亚的象形文字，是一层层盖上灰尘的记忆。它不像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东南亚的很多地方，被战争撕裂，也不像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泰国和越南，享受非常危险的发展。”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湄公河一直是一条“邪恶记忆之河”，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殖民战争同义。

　　那一年，罗伯·卡普兰从非洲出发，跨越地中海进入亚洲。当他在泰国挤进一辆旧公车，从万象的友谊大桥入境老挝时，不检查背包，没有贿赂，没有政府官员的恶劣态度。他说这是他遇到过最奇怪的国家边境之一。对于破败的马路和老旧的塔克车(一种可载人载物的交通工具)，他印象很深。在万象周边，老挝最发达的地区，“塔克车引擎不断噼啪响，司机不得不左右穿梭以避开马路上最深的坑洞”。

　　与当年相比，老挝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尽管整个国家的公路建设依然落后，但新建的昆曼公路和最主要的13号公路(从中国边境到琅勃拉邦再到首都万象)路况良好，政府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越南跨越老挝到泰国的铁路。

　　当然，海关入境也发生了变化，贿赂成为潜规则。

　　在老挝境内的大部分公路，几乎都有中国人的参与。在湄公河，国际航线开拓工作7年前就已启动，中老泰缅四国签订了通航协定。可供航行的河段全长900多公里，从云南省的思茅一直航行到老挝的古都琅勃拉邦。

　　担任整冶航道工作的主角又是中国。他们投资五千万美元用以爆破岩礁、疏浚浅滩。现在这段航道已经可供三百吨级别的船只航行。我在云南省景洪市见到杨欢，他是金三角航运公司的副总。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们运营着这条航线上唯一一条国际客船。从景洪市沿江而下，7个小时就能抵达泰国的清盛。往返这趟风光古朴的河流原始森林之旅，你得付出1600元人民币。

　　罗伯·卡普兰曾预言，“老挝北部或许将受中国控制”，但大部分地区将受泰国影响。他认为老挝日后也许将成为泰国经济的一部分。十四年之后，中国已经突破北部地区。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老挝受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多。

　　边境的瓦解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老挝的雨季。当我们的机动木船航行在湄公河上时，天空变幻的速度让人吃惊。你可以清晰地看见远方飘来一阵乌云，雨点打在船舷上，我们赶紧落下红白相间的塑料布做的雨帘。几乎每隔半个小时，我们就要重复这一动作。

　　对于生活在湄公河沿岸的村民来说，这条慢船是他们的日常交通工具。从会晒前往琅勃拉邦的航程中，慢船经常停靠在一些小村庄。外国游客纷纷拿出照相机，记录下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永远无法看到的一切。当然，除了贫穷还是贫穷。

　　当天夜晚，我们停靠在一个叫白本的小城住宿。在黑暗的湄公河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那里没有任何航标。白本的码头因为这条慢船而变得繁华。

　　每天傍晚是这里最热闹的时段。刚下船的外国游客一路寻找客栈和餐馆。

　　像老挝许多可以抵达的城镇一样，这里的每家客栈和餐馆都集殖民情调和当地风情于一体。一个法国人似乎更能在此地找到感觉。

　　如果沿着白本码头的街道一直往山里走，在甩掉专为游客而摆设的商店之后，你将会发现另一片中国的世界。来自中国湖南的小商人把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带到这里，一个湄公河流域山区不起眼的小城镇。这些摊位大多类似中国大陆一些县城的商店。沾满灰尘的旅游鞋，廉价的T恤，各种收录机和小尺寸的电视机。与四周颜色丰富明亮的老挝民居相比，中国人的商店灰暗可怜，但他们在这里存活了下来。

　　我碰到一个拿着吉他的老挝年轻人。在那把吉他的表面，贴着一个明星照片。我辨认了很久，才发现那是台湾歌星周渝民。在吉他内侧，可以想象，那里贴着F4的两张大头照。但很少有人认出我是中国人。像我这样装扮的游客，他们会认为我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而中国人—不是来旅游的，他们只来做生意。

　　在白本，人们每天只能用四个小时的电。在这四个小时之内，游客们要赶紧去餐馆用餐，回到客栈洗完热水澡。在十点停电之前，也许还能看上一个小时的泰国电视节目。湄公河众多支流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但目前只开发了一小部分，而且主要是向泰国输电，以换取更多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

　　在1990年代，老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6.5%，主要得益于从1986年开始的经济自由化。但即便如此，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老挝一直位于排名的最后一类。世界银行估计，超过五分之一的老挝人口生活在食物贫困线以下。

　　但经济上的自由化并没带来政治上的多元化。在老挝，除了人民革命党以外，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在老挝活动。人民革命党执政以后，花了16年时间终于颁布了一部成文宪法。有趣的是，在宪法中，没有一条提到国家最终要在老挝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琅南塔，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告诉我，在老挝，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为重要。他今年32岁，毕业于老挝国立大学。像中国很多城市白领一样，他来自老挝的贫困山区，通过教育改变其人生轨迹。相对于万象等湄公河低地区域，琅南塔北部山区的贫困更容易引起同情和激愤。

　　每个星期，这位对老挝未来抱有信心的年轻人，会到当地一所学校学习。那是欧盟和老挝的一个合作项目。在课堂上，他重新学习东西方的历史，当然更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他的许多大学同学还在继续念研究生和博士，也有一些同学已进入政府机关，但都是较低的职位。我问他，对老挝的信心从何而来？

　　“像我们这一代人，再过几年，就有更多的人进入政府体系。老一批的政府人员即将退下去，我对新一批的改革派抱有信心。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有希望去改变这个国家。”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等我学完这个课程，也许我会去从政。”在琅南塔，他的妻子，另一个银行职员，花了200美元学习了两年英语。现在，他们开始一起努力学习中文。

　　但在老挝北部，像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太少。对于那些居住在农村的人们而言，他们常年都忙碌于如何养家糊口，政治活动对他们而言只是抽象的概念。在整个国家，佛教教义教导人们避免直接冲突，而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情绪，正在蔓延至受过教育的人。

　　一个非常熟悉老挝的中国人告诉我，在老挝，中年一代始终怀念着老王国政府，而青年一代，对目前的政府也毫无感情。尽管在每一个县级以上的城市，政府都要为凯山。丰威汉竖立一座雕像，但人们可能不再把他当成偶像。

　　在白本，我曾四处寻找这座雕像。它坐落在一个宽敞的小广场上。那是一个华丽得刺眼的金色亭子，凯山.丰威汉金色的雕像注视着面前的一座公立图书馆，很可惜，图书馆显得暗淡和破旧。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旁边的球场上玩着一种老挝体育运动。我问他们，亭子里的雕像是谁？一个男孩朝我喊道：“凯山·丰威汉！他是我们的……”他跑向另一边，我没听见这句话的后面部分。

　　在1994年，一位联合国官员曾告诉罗伯·卡普兰，“边界已经瓦解。泰国—老挝、老挝—中国、老挝—越南。你总能看到卡车从森林里载着巨木，前往泰国和中国。这些都是很棒的硬木，一根要卖到两万五千美元，而每根硬木可以提供的建筑物和家具多得让你目不暇接。建筑热潮不仅在泰国，在中国也一样。”

　　“在山区，老挝的经济不可能成长，因为那里都是石头，可用农地有限。人们没有选择，只能移民到城市里，也就是湄公河流域，靠近泰国边界，从而受到泰国经济的控制。而在高山的老挝人，也开始看泰国的电视节目—摇滚录影带和摔角—在他们用汽车电池供电的电视机里。”

　　十四年过去了。他们的话大多得到了印证。中国和泰国似乎正在老挝比拼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但在政治上，中国已占尽上风。

　　离开老挝的最后一天，我在琅勃拉邦的夜市闲逛。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向我推销一种当地手工织染的布匹。她要价30美元，我摇摇头。她果断地又砍了一半价格。这一次，她加了一句英文在后面：“Good for you，good for me！”

　　我很快学会了利用这句话去砍价。再也没有比互利互惠更令人激动的事，但那可能么？

　　在从琅勃拉邦飞往越南河内的飞机上，老挝航空公司给每个座位配备了一本杂志《占芭》。我惊异地发现那是一本中文的外宣期刊，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这本杂志提供了一个学习汉语的栏目。在我看到的那一期，编辑让乘坐老挝航空公司的人学习一首唐诗。仔细读下去，那是唐朝诗人李白的《赠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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