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交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香港。交接当天,我冒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仪式,一直到午夜。一排面无表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男有女,肩并肩,双手放在背后,背对着活动场面,让大家维持在原位。午夜刚过,烟花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绽放,其中两位战士相互轻推提醒,拿出偷偷带在身上的照相机,乘着广场欢庆时露出笑容,互相给对方拍照。然后,他们回到目不转睛的状态。
当我上周抵达香港时,我在寻找变化的迹象。乍一看,很多还是老样子:标志仍是中英双语的,双层巴士,香港殖民地历史气息的地方名称。你不会有历史被割裂的感觉。但接着,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香港演艺学院入口,给鞋子消毒的门垫和分发消毒凝胶的机器证明了非典造成的实际威胁。一条计划修建的高速铁路线,将让人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飞快地越过边境,这说明,一度让香港与众不同的差异现在远没有那么显著了。香港拥有“亚洲世界城市”的美誉,但现已面临大陆的北京和上海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西九龙文娱艺术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建设计划那么重要的原因。
站在广东道政府合署的屋顶,那景象简直让人屏息:40公顷填海造地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港岛景色。那里非常适合某些具有很高辩识度的建筑——如悉尼歌剧院——只可惜对于计划而言太过普通了。当然,他们想要一座歌剧院,但他们也要一座竞技场,一座音乐厅,总共15处不同的演艺场所。计划也要造一座博物馆,一座当代艺术馆,因为现在还没有那样的东西。
整个开发区将包括一个新的铁路服务枢纽——有人告诉我们“港人不喜欢坐船”,并且将在2014年前完成并投入运营。这必定是整个世界最宏大、最有可能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项目了。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不是及时完工——尽管一位香港居民告诉我们,现时作决策要花更长时间。“更多是像英国,”她开玩笑说。有人告诉我们,问题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对于你我,这意味着人。而那正是为什么我们这群来自英国艺术机构的人置身南中国海畔。
几年前,维维恩·达菲尔德女爵(Dame Vivien Duffield)创立了Clore领袖培训计划(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在英国发掘培养下一代艺术领袖人物。当她这样做时,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该计划的名声会享誉世界各地,但真的是这样,以至于香港政府请求Clore领袖培训计划安排为期5天的研讨会,来激发西九龙项目的灵感。
我描述了我在英国大大小小机构里的艺术领导层中所见到的真正企业家精神。南岸中心(South Bank Centre)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谈了该中心的转型。纽卡斯尔/盖茨黑德(Newcastle/Gateshead)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迪克森(Andrew Dixon)讲了过去10年间泰恩赛德(Tyneside)文化呈现方式的革命。(似乎几乎不可能相信的是,居民中有80%起初反对北方天使(Angel of the North)项目。)
除此以外还有更多。对我来说,一句古老格言很管用:站得高,才看得远。听着这些演讲人的发言,你就能意识到英国艺术界多么有激情、知识和真正的成就。但相反的是,也突出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需要想出办法在国际上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才确实拥有市场。
英语教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大。(首先,这可能会让中国人不再把人说成“软件”)。《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组织了一场香港人发现学讲英语有多难的讨论。问题被归咎于考卷和粤语口音。补救办法似乎更像是自救式的:“人们必须有决心,”一位读者写道。“不断练习的人会有进步,”另一位读者建议。或者,他们可以加入喧闹的人群——周末达千人,熙熙攘攘地经过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咖啡吧,充电式的学点英文。那是另一件我们似乎干得不错的事。
再谈谈“软件”问题。数年前,当我们的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在临近登台表演时生病,我们用飞机从比利时请来了弗拉基米尔·加洛津(Vladimir Galouzine),离大幕拉起还剩10分钟时赶到。内政部和比利时大使馆创造了奇迹,因为他没有签证,也没有工作许可证。
不幸的是,如今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了。我们的明星歌唱家之一,俄罗斯女高音玛丽娜·波普拉夫斯卡娅(Marina Poplavskaya),上周打包离开了这个国家。她是不想走的:她是Jette Parker Young Artists项目成员之一,与我们一起有两年时间。她把皇家歌剧院视为自己的家,并且就住在不远的拐角处。我们也不想让她走:她是《唐·卡洛》(Don Carlos)中的爱莉沙贝塔(Elisabetta),还是上月重新上演的《唐璜》(Don Giovanni)中的唐娜·安娜(Donna Anna)。
从各方面看,她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唱家。如果你想看演唱时的她,请上我们的网站,你能在那里免费观看全本《唐璜》。但她去了某个国家的首都,她又得集满所需申请分数,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决定能否继续逗留在境内。英国是一个拥有世界级艺术和文化的国家,但这类事情严重损害了我们的这一声誉,并且政府在规划新的签证制度时,肯定也不想这样。
我们艺术界人士没人知道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打击会有多大。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人说,他们还看不到低迷的迹象,我们也没看到。虽然一些胆子更大的人说,坏年景里,人们更加需要艺术(我也同意),但要说不担心,那不是傻子吗。
所以,为了减轻悲观气氛,多为皇家歌剧院选定的慈善团体麦米伦癌病团体(Macmillan Cancer)赚点钱,皇家歌剧院的员工慈善委员会将推出一本日历,希望它2009卖得很火。日历是妇女协会(Women's Institute)日历女孩那种,主要是管弦乐团、合唱团的成员和来自各部门的其他人,他们做了那么大贡献,使我们歌剧院生气勃勃。所有捐款人为纪念死于癌症的人捐献力量。自我们几年前设立该慈善团体以来,这段时间里员工们为他们选定的慈善团体筹集了大量善款。2004年印尼海啸时,一张19.6万英镑的支票被交给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我为他们所做的鼓掌叫好。它表明这地方是有爱心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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