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红星 买房年代 2009五一黄金周特刊隆重推出
寒流下的东莞

  东莞,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大本营、“世界加工厂”,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也是“东莞制造”的别称。因其地近香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承接了大批由港台转移而来的制造加工产业而迅速崛起,成为自由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一个中国缩影。

  短短30年,东莞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南粤重镇,2007年,以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50万人的地市级规模,其GDP却高达3000多亿,几乎可称得上“富可敌省”。

  然而,面对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传导而至的金融危机,东莞也最早感受到凛凛寒意。温家宝总理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他最担心的是广东。去年9月起,“空心化”、“东莞减速”开始频频见于报端。至去年底的短短数月内,温总理先后4次造访广东。东莞,正是他调研中国经济的一支水银针。

  东莞怎样了?东莞在发生什么?特别是东莞曾经接收的千万名外来工,在短暂返乡后,有没回来?回来后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边缘长大、不愿意回乡的外来工第二代,该怎么办?

  在某种意义上,观察东莞,观察农民工能否就业,不仅是我们探测中国经济是否已到底部、即将步出低迷期的一个标杆,也是中国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真正建构“和谐社会”的沉重却又极其必要的一步。

  我们还是从一群东莞人物入手,他们是:本地东莞人、工厂主、成年外来工、年轻的外来工第二代。他们的生活转折,也许正是千万东莞人的缩影。

  陈景池:到处救火的本地村长

  "“现在我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

  正午,汽车行驶在东莞宽敞的马路上,两边的店铺大都拉下了铁闸,偶尔开门的几家饮食店门口,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食客,周边的工厂铁门紧锁,只有一两个保安坐在门口无聊地玩着手机。

  车子拐进一条小街,开进了一家皮具加工厂的大门,我们随厂长上了楼。

  “原来工人多得坐到墙边上,加班订单都做不完,要外包出去给小作坊做。可现在你看,全停下来了,原来800人的工厂,我们已经减到了100多人。” 站在往日喧闹但现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旧锡边村村长、也是该厂厂长的陈景池很有些失落。

  陈景池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媒体俗称的“地主”。东莞是中国制造的大本营,本地人几乎家家都靠出租厂房赚钱,由于可以坐地发财,除了定期收租,大多数时间就是吃喝享受。

  精明的人则自己开厂。陈村长自己就开设了皮具厂、餐馆、酒店。过去他一个月光靠收“鸽子笼”住户的租金就能赚4万,厂房的租金更是以百万计算。

  除此之外,身为村长的他还要承担为村民分红的责任。过去是“村长脸通红,村民多分红”,现在他就连到自己开的餐馆吃饭也要有所顾忌:一是应酬大减,二是今年村民的分红很成问题,一双双眼睛正紧盯着他,作为连任7年的村主任,他实在不敢多吃。

  从陈景池的身上,我们看出在珠三角做一个村长,绝非易事,他往往身兼多重角色,要随时转换身份上下沟通。常常是上午在政府开会,下午到工厂收租;自己的生意要打理,村民的纠纷也要解决。金融危机以来,他更是处于风暴的中央,各种矛盾和冲突纠缠不断。

  也正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对这次经济危机给当地的冲击,不仅有亲身感受,对时势也有超出常人的清醒。

  “每晚都要吃止疼粉”

  东莞现有常住居民200万,外来工曾高达800万人。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工厂倒闭和裁员、外来工的大批撤离,已经引起了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制造业衰退使得百业萧条。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多支持,少歧视。更多扶持中小型企业。不能只扶持所谓高科技和龙头企业。”陈景池认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东莞市政府规定企业裁员10人以上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企业倒闭后,如无法结清应付农民工的钱,则先由企业所在的村委会垫付,等到企业相关资产拍卖后再予以补回。

  陈景池介绍说:“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裁员的工厂经营都非常困难,不裁员,工厂就只能倒闭。而倒闭的工厂虽然有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拍卖,但这么多企业倒闭,哪还会有人买设备?只能当废品卖。今年的废品价格又降得这么低,废铁才4块多一斤,拍卖设备的钱根本是杯水车薪。”

  陈景池告诉记者,上个月就曾接到过一份从香港发来的传真,发件人是村里所出租厂房的老板,内容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因实在无力经营,决定关闭工厂。”

  看到这样的字句,他说自己“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拿着“大声公”(扩音器)去安抚工厂工人,并顶着压力,从村委会里拿了200万垫付工资,这才解决了这场从天而降的劳务纠纷。而废弃工厂的设备,他估计只值几十万,剩下的钱只能是不了了之。

  “这些钱本来是全体村民的,拿去垫付了工资款,我们村民的利益又怎么办呢?” 陈景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毕竟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不是长久之计。”

  陈景池又对记者说:“东莞提倡产业转型是好的,但现实是东莞有30多万家加工制造企业,解决了将近800万人的就业,创造的税收就更多了,不是说转就能转的。就拿我们村来说,以前每年靠收地租都有100多万的收入。现在最大的一家厂倒了,还有一家已经欠了12个月的租金,我们村的收入一下就少了30 多万,再倒几家,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眼见工厂相继关门,厂房租不出去,陈景池心急如焚,“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以此缓解日益加剧的头痛病,用他的话说,“胃都吃出了血”。今年,陈景池把原本一万二每平米的厂房租金降到了八千一平米,一千五的铺面也降到了六七百,但还是有一半没租出去。

  对于自己皮具厂大量裁员而又没去政府登记,陈景池也有自己的理由:“裁员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又没欠薪,就没必要去登记。”

  在陈景池看来,裁员是个必然,“前些年大家都过得太舒服了,什么人都办工厂,几十个人的工厂满地都是。活多啊,大企业做不完,就外包给这些小工厂。所以大家都拼命招人。现在大企业订单少了,小企业就接不到订单,只能去做一些更低端的产品,以前大家人员都超编,所以造成了现在的恶性循环。”

  有其因必有其果,陈景池认为政府和不能把就业压力都推到企业主身上,“转型不是喊口号,还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现在,陈景池的工厂仅剩一条生产线还在开工,对比以往手工含量高的书包和旅行箱,现在生产最多的是更简单实用的环保袋。陈景池说订单才是最重要的,生产什么产品倒是无关痛痒,至少要能支付工人的工资。

  他最后告诉记者,工厂依照现在的情况顶多撑到8月份,如果到时经济环境还没有改善,他也只能停业关门了。

  在外面争取订单的工厂主

  建华五金饰品厂,正是陈景池说的那家已拖欠租金12个月的工厂,位于东城区旧锡边村,刚好处在东莞的城郊结合部。

  这家民营工厂过去颇具规模,发展最好时有五六百名工人。每天工厂的轰鸣声要持续到深夜。在这里待了8年的四川广安籍模具维修师傅老游告诉记者:“以前因为噪音问题,周围的村民经常去村委会投诉,村委会再来找厂里协调,能不能缩短开工时间。可是现在,没人再来反映噪音问题了,大家想的是怎么能多开工。 ”

  从2008年底,该厂开始订单减少,经营出现危机,工人走得只剩下140多人。游师傅也没什么事可做,今年工厂更以“模具维修人员过剩”为由,让游师傅转行干起了保安。

  老游却不愿做保安:“薪金方面虽然差不多,但毕竟自己有一身技术,不想丢了,再说保安实在是个无聊的活儿。”

  今年过年期间,游师傅去厚街、长安等几个地方转了圈,发现像自己这样的技术工人还比较好找工作。2月底,他向工厂递了辞职信,但工厂却以没钱结算上两个月工资为由,把游师傅留了下来,说像他这样的技术骨干,是企业的不可再生资源,留下来等以后环境好了,一定能受到重用。

  游师傅说自己能体谅工厂的难处,不过他还是准备走,“如果东莞这边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回广安去,广安的发展也不错,等以后经济变好了可以再出来嘛。” 游师傅说自己虽有信心,但看着空空荡荡的工厂,还是会有“英雄迟暮”的感觉。

  我们问经理能否采访厂长,他说,厂长最近一直在外面陪两个大客户,争取订单,很少回来。

  我们要工作——3个中年外来工的故事

  "半年前,郭小明3人还是东莞一家台资大厂的同事。随着工厂倒闭,他们的命运也随即发生变化"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郭小明扶着自行车站在东莞天华家具厂门口,腋下有一圈汗渍。这里是虎门,烈日下,绿色的厂房显得空旷、孤独。许多次,他在薄暮中经过这里,都会发现门口的美人蕉已经枯萎,蛛网在角落里结成了肮脏的绒花。

  “我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对看门的老人说,然后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如今,37岁的郭小明在兴义玻璃厂做检验员,薪水还不到从前的一半。1997年,他进入天华家具厂。工厂倒闭之前他是包装部的组长,每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

  郭小明记得,去年10月份,当周围的鞋厂、电子厂纷纷倒闭时,做美国生意的天华工人还一度感到庆幸。尽管这家发展近20年的台资大厂也已经捉襟见肘,但没人相信它会突然倾圮。

  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天下午,老板“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间不胫而走。当郭小明赶到厂里,他看到愤怒的供应商正要抬走机器抵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说。

  最终,虎门镇路东村委会接管了天华厂,并且垫付了工人的工资。那天下午,厂子的操场上摆了长长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门排队领最后一笔工资。大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通告,告诉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厂区逗留。

  年轻工人拿到钱就走了,可郭小明心里不是滋味。在工厂外的小饭馆,十几个工作十多年的老职工坐在一起低头不语,仿佛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来的路。

  “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郭小明说,“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与郭小明一样,周荣钦也是90年代就进入天华厂。他曾想留在东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几百块钱一个月,无法支撑一家花销。他最担心的还是上初三的儿子。

  “要让他一直读下去,将来不要像我一样,”周荣钦说,“可这也需要一大笔钱。”

  周荣钦只得回到了广西钦州老家。平时靠打零工来赚点钱,补贴家用。他的妻子也曾是天华厂的工人,现在只能操持家务,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我做了那么多年,按法律规定,一年赔一个月工资,本来能拿七八万补偿金,”已回广西的周荣钦在电话中说,“我们把天华告到法院了。但村委会已垫付了一百多万工资,拍卖来的钱能分到多少,谁知道?”

  另一位工人——在天华厂工作了18年的肖平良,则感到了和生活失去联系的惶恐。从前他所习惯的日常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了遥远的往事。

  “我在家具厂做了十几二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东莞,”肖平良说,“现在我快40岁了,突然要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没有竞争力,一点都没有。”

  无业的日子

  无业的日子,郭小明会买份报纸,坐在社区广场上。翻完了就在厂周围转转,看着贴着法院封条的工厂大门发呆。

  一天,郭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国际新闻,那房间里的家具,和天华厂生产的一模一样。他跳着叫妻子来看,可心里倏然哆嗦了一下——天华厂已经不在了。

  对郭小明来说,十多年的打工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依然感到生存的重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忆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和朋友在桂林做了三四年方便筷生意。筷子从大兴安岭一铁皮一铁皮拉过来,他们自己加工,卖给大小餐馆。

  每天清晨,他骑着三轮车,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头一天睡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会被催筷子的电话吵醒。虽然辛苦,可他从未感到生存的艰辛。

  他喜欢滑冰,在溜冰场上认识了一个在冰激淋厂工作的女孩。此后,他们手拉手地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这个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1997年,郭小明因为没有暂住证,在深圳东躲西藏。检查的人总是半夜才来,听见狗叫和喧嚣,他就得爬起来跳窗溜走。有一次躲到河边的树丛里,因为犯瞌睡,掉到了河里,险些丧命。

  妻子心疼地说:“我们不要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了,好不好?”

  如今,那些情绪仿佛黄昏的日影,渐渐淡去。失业后郭小明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当一个同样失业的老乡找到他,邀他一起去顺德做赌场生意时,郭小明决定铤而走险。

  他偷偷拿出多年积攒的两万块钱入了股。在顺德一家高档酒店,他们包下一间客房。凡是来赌的人,他们包吃包住,然后从赌资里抽取利润。郭小明说,最多一次,他们一夜收了12万,但需要从中抽出一大部分打点黑白两道。

  两个月的时间比两年都要长。郭小明学会了赌博、放高利贷。他白天昏昏入睡,却总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恐惧中惊醒。在为数不多的通话里,他对着妻子大发脾气,可一挂上电话,又陷在自责中不能自拔。

  郭小明最终拿着本钱退了出来。春节过后,走在飘着雪花的湖南老家,他还是决定回到东莞。“我想找一份正当工作,只要它能维持生活,”郭小明说,“11年了,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业的工人来说,家乡已经显得不够亲切。当城镇化的车轮碾过他们的故土,很多人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是肖平良决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天华厂,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平时甚至很少离开虎门镇的路东社区。肖平良已十分习惯这里的世界,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没了他的位置。遥远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他们被骤然甩出运转了十多年的轨道。四处找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仿佛鞋肚里有一颗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进小厂,怕过几天又会倒闭,”肖平良说。“小厂没有保障,说倒就倒了,没有人管你。”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世界工厂”受挫甚深,许多大厂一夜猝死,硕果仅存的企业也在尽量压缩人员,削减成本,努力维持。根据3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节后入粤的农民工有946万人,其中的46万人未实现就业。

  “东莞的人才市场我们也去过,”肖平良说,“但那里都是进公司的,像白领一样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想进家具厂。做了10年家具,只有这方面能得心应手。”可是家具行业在东莞正值举步维艰。在被称为“东方家具之都”的东莞厚街镇,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家具行业的开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们都务实地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在东莞找工无望,肖平良去了广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还留在虎门。他看到了兴义玻璃厂的招工启事。要招15人,赶过去一看,来应聘的就有100多人,满满地站了一操场。先是查证件,之后考文化知识(其中一题是要写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试后还要做俯卧撑——玻璃厂干的是体力活。

  俯卧撑做到26个,他喘着粗气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说:“看你年纪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个算是见面礼吧。”

  郭小明说,他一直想去谢谢这个人,可感激更像是种苦涩。比起那些至今失业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那么大的银行都倒了,大河里的水没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说,“一次看电视,看到美国人过圣诞节,很多东西原来可以买,现在也算了。看看外国人,再看看自己,觉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尽力缩减开支。原来租240元/月的房子,现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来买过一双安踏,现在再也不敢买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区广场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发时光。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忍不住怀念已经不复存在的天华厂:“老板对我们不错。十多年了,工资一次都没拖过。平时大家相处得也融洽,工作压力也不大,有了这些,还图什么?我本来想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来,郭小明们固守同样的位置,忙碌同样的工作,聚沙成塔般营建起稳定不变的生活。如今,天华厂这个微型世界轰然倾圮,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的身份十分尴尬,甚至不能再被称为“打工仔”了——他们已经与这个称谓里隐含的年轻无畏相距甚远。他们被生活推动着,抬腿出发,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是下一个落脚点。

  在花都的广州火车北站,四下都是喧闹的人声。肖平良畏缩地站在街角,等着弟弟来接他。他的脸色疲惫紧张,在阳光下泛着蜡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骑着助力车的弟弟,他才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他挤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后座上。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城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摇摇晃晃地,越骑越远。

  不想回去的小夏

  "“在这每天见到的是人,是汽车,回老家每天面对的是猪,是牛车,你会回去吗?”"

  东莞桑园工业区。

  玩具厂的大门口立着一张红色的招工广告牌,告示旁,蹲着一群农民工,他们只是在交头接耳,可却没人敢进去。

  小夏是其中的一员,正看着广告牌上的字:“包吃住,月薪800。”

  “又是骗人的吧?”站在路边的小夏把记者当成了同行者。“我看起来年纪太小,怕他们不要。你们先进去,就说我们3个是一起的,这样成功率高。”

  这个染着黄头发的少年,今年只有16岁,不过据他说从老家河南来东莞已有两年。原来在一家收音机厂做普工,“就是把零件凑在一起,往电路板上一粘,特别简单”。小夏说工作很无聊,但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工作时间也宽松,“计件算钱,每天只要能完成定量就行,多做还算加班费,1小时5元”。手脚灵活的他,经常很早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今年1月,老板告诉小夏和他的同乡,要扣他们一个月工资,理由是“不服管理,打架闹事”。“其实就是老板没钱了,故意找碴。”小夏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打架,老板才不管呢。又没签合同,出了事你自己负责就行。这次,凭什么扣我们工资?”

  小夏和几个同乡不服气,就罢工了一个星期。后来老板同意给他们发工资,但条件是拿钱走人。小夏和另外3个同乡一起离开了工厂。现在,同乡中有一个已回了河南,还有两个在东莞无所事事。

  记者同小夏走进了玩具厂的值班室,刚好经理和业务主管都在。他们告诉记者和小夏:“现在宿舍不够住,暂时不招人,但可以填张表,以后招人直接找你们。”

  走出玩具厂,小夏显得很平静,告诉记者他找了一个多月工,这样的表已经填了十多张。招工的大部分要技工,没技术的普通工人很少有地方要,有也只要女工。

  这一情况在东莞非常普遍,金融危机下,各家工厂都在节省开支,女工吃得少,干活仔细,又比男工好管理,不会闹事。

  此前他曾找了一家中介公司,说是“保证能找到工作”。在交了100多块钱中介费后,小夏被介绍到一家工厂做清洁工,进厂前又要他交了50块钱,说是进厂费。没干两天,工厂说要检查他的合同,合同刚交出去,就被人撕得粉碎,而后又以他“工作不努力”为由开除了他。至此,小夏说他“再也不相信中介了”。

  尽管如此,小夏还是很有信心。“我以前也换过几个工作,那时哪都在招人。总还有用工的吧,多找几家,大不了打临工。”小夏说自己喜欢打临时工,干一天结一天钱,自由,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他带记者来到刚把他炒掉的厂子,“那里紧缺人手”。

  穿过低矮的过道,旁边是发臭的积水,上了三层发霉的楼梯(他自己躲了起来),我们听见了机器“滴答滴答”转动的声音,凌乱的库房里坐满了年轻男女,正埋头缝纫,没人抬头看我们。

  老板娘背着孩子走出来,把我们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们,接着报了一遍工资条件,月工资有900块,可是没地方住宿。我们借故谢绝,离开。

  小夏的哥哥在厚街帮人开车,由于有开车手艺,他哥哥暂时还没失业的危险。不过,小夏不愿跟着哥哥,因为哥哥老管他。“去年我跟隔壁厂的打架,被我哥知道了,把我20多块钱买的刀收了。我和他打了一架跑出来,就再没去过他那了。”

  当地一些居民表示,最近村里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年青人在街上闲逛,很多人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都很担心村里的治安会恶化下去。

  谈到以后的路,小夏说自己打临时工也要呆在东莞。对他来说,回老家种地不仅是赚不着钱,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更是他难以忍受的。

  “在这每天见到的是人,是汽车,回老家每天面对的是猪,是牛车,你会回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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