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的请辞也是又一个老上海人在香港定居的经典故事的终结。

　　本来只是一条财经新闻，但因为当事人的特殊背景，让我联想到很多当事人以外的人和事。

　　* 荣智健：一个时代的终结 *

　　“一个人受到挫折，或多或少会找个借口掩饰自己。其实慕容燕、慕容嫣，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两个身份，在这两个身份后面，躲藏着一个受了伤的人。 ”

　　——电影《东邪西毒》

　　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原董事局主席荣智健（Larry Yung）因为香港警方介入对该公司巨额炒汇亏损一事的调查，于上周三（4月8日）正式宣布辞职。荣智健的辞职可能在业界看来并不算什么意外，但在新闻背后更让我感觉唏嘘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众所周知，荣智健家庭背景显赫，父亲荣毅仁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曾经一度被香港媒体追捧为可能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敢坐着奔驰车上下班，同时还头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头衔的“异类”。

　　荣智健的爷爷荣德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堪称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也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荣智健于1942年出生在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虽然荣智健后来将他的事业坐标锁定在了香港，但影响他一生的青春期经历却属于上海。荣智健于1959年毕业于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

　　虽说还是学生，但由于家庭背景显赫，十六七岁的荣智健在当年的上海滩早已是路人皆知的是“公子哥”，很多年长一些的上海人如今聊到荣家的历史，依然喜欢以“荣少”来称呼荣智健。

　　据当时媒体记载，父亲荣毅仁很早时候就送给荣智健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荣智健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开出去兜风、也常请同学朋友去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Park Hotel）、淮海路（旧时称“霞飞路”）上的红房子西餐厅（Red House）吃饭，出手十分阔气。

　　一直到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荣智健始终过着非一般的优质生活。1965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的“上山下乡”经历却让荣智健经历了他的祖辈们从未经历过的磨练。1972年，荣智健返回北京，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直至1978年夏天，36岁的上海人荣智健只带了一些简单行装和一张单程的香港通行证，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开始了他的香港创业历程。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多少有所耳闻，荣智健也一度登上《福布斯》杂志的中国首富宝座，直至本周被迫下台，离开由他父亲亲手创办的“中信系”，荣智健这一去香港就是三十多年的光阴。

　　荣智健的请辞标志着中信系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是又一个老上海人在香港定居的经典故事的终结。

　　* 大上海 小上海 *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

　　——电影《花样年华》

　　就在荣智健请辞新闻爆发的第二天，我搭计程车去中环参加一个会议，的士司机用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我是上海人”，于是司机忽然很有兴趣地和我聊起荣智健的发迹史，当然还有“一代枭雄”杜月笙、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等许多生于上海，后因为种种原因移居香港的名人。最后司机总结说：“虽然荣智健是下台了，但未来终究还是属于上海的，香港越来越不行了。”

　　我很客气地跟司机讲了很多有关香港的特殊优势，比如低税收、公共交通发达、公务员的廉政以及司法体系的公正性等等，希望以此来安慰一下他的失落情绪。没想到他挥挥手和我辩解说：“没有用的，这些都是过去，最大的问题在于香港地方太小，楼价又太高，发展前景越来越窄。我给上海二十年，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可能二十年都不需要，二十年后不要说上海，可能连北京都要比香港好。”

　　我不太明白那位司机大哥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上海好还是香港好，撇开那些经济数据不谈，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有每个城市的特殊性的。好比说纽约和伦敦比，又或者拿纽约和旧金山比，每个人对环境和生活态度的看法不同，都会给出对不同城市的不同好感。

　　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恰恰是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集中出现了包括邵逸夫、荣智健、杜月笙，乃至张爱玲、汪明荃以及已故女艺人沈殿霞（昵称“肥肥”）等在内的大批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移居香港的特殊历史，使得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始终保持着或竞争、或怜悯、或崇拜、或关爱的特殊情愫。

　　也正是出于这份特殊情愫，时至今日，很多香港人在聊天时都会毫不掩饰地突出自己的上海人背景，好比1952年出生在上海的原香港财政司司长、现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或是在香港娱乐圈人称“阿姐”的汪明荃每次去上海参加活动或者在香港会见来访的上海记者时，都会用不太标准的上海话主动和大家打招呼：“我阿（也）是上海宁（人）”。

　　台湾导演李安的一部《色戒》（Lust， Caution）不仅捧红了年轻演员汤唯，更让大家再度回味了一番上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上海人移居香港的特殊历史背景。看着上海来的姨太太们围着桌子打麻将，生活好不悠闲，要知道当时许多香港本地人却还在为一日三餐而疲于奔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远东巴黎”的美誉，也因此经常被报刊杂志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即“大上海”来形容上海在当时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程度。听我外婆聊过一些往事，据说当年的香港仍处在发展低潮，许多香港有识之士都渴望有朝一日将香港打造成如上海一般繁华，故当地报纸也曾将香港形容为“小上海” 来勉励公众。

　　后来受到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一波上海人移民香港的热潮，当时移民香港的上海人很多都是非富即贵，一个又一个的上海家族不断移民香港，也同时给香港输送去了巨大的家族财富，更在香港当地开始编织起了一张极富上海特色的社会关系大网。

　　* 生活在香港 *

　　“有时候，耳朵比眼睛还重要，很多东西用耳朵听比用眼睛看好，一个人假装开心，但声音就装不了。细心一听就知道了。”

　　——电影《春光乍泄》

　　初到香港的上海人很喜欢在一个特定人际范围内和同样移民香港的上海人做生意，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在香港不做生意的上海人也似乎特别受到当时港英政府的青睐。

　　据说当时一些被英国政府委派到香港执政的“鬼佬”（香港人对外国人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并不带有歧视的含义）对同样会讲粤语的广东省人有种不信任感，称其“滑头”，而感觉上海人办事情则很务实，原因之一在于包括汇丰（HSBC）、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等英资银行早年去上海开展业务时也曾聘请许多上海人作“买办”（好比现在常说的“首席代表”），因为工作出色，上海人的职业口碑也早在那时就由外滩（The Bund）传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于1937年7月7日在上海出生的董建华，接替“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首任行政长官。

　　上海人移民香港的第二波热潮则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上海历来属于国民党政权牢牢掌控，且实际执掌中国命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也长期定居上海，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许多上海的中产阶级和达官显宦迫于当时政局的不确定性而纷纷移民香港，也有很大一部分上海人当时跟随蒋介石政府迁居台湾。

　　诚然，当年也有很多上海人毅然决定留下，原因有很多。有的舍不得在上海辛苦打拼所积累起来的家业，更多的是不愿意抛下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友情。听外婆讲，我的太外公在临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这位曾经鼎盛时掌控上海火柴市场半壁江山的实业家在对上海和香港的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之间，毅然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相信当时和他有着类似想法的上海人也一定大有人在。

　　在这之后的另一波移民潮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的同时也让国人进一步领略到了香港高速发展的魅力所在，而上海则因受困于“文革”等客观因素，和香港的差距在六七十年代加速拉大，昔日有着“远东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能面对香港已如磐石般稳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望尘莫及。

　　最近一批移民香港的上海人，也即所谓的“第三代香港移民”，平均年龄三十多岁，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祖辈门的背景大不相同。上海《文汇报》在2007 年一篇研究前后三代移民香港的上海人的调查报告中对最近一波沪港移民热潮有如此评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香港的律师行、金融界、IT业崭露头角，成为高级白领和行业精英。”

　　上海《文汇报》的该篇报导还指出，虽然第三代的上海移民中有不少人原来就因为上一代的家庭关系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但同样受到在港的特殊上海家庭文化熏陶，使他们在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中经常会很自然地流露出许多“上海基因”，很多香港人也因此还是喜欢把他们看成是“上海人”，因为这些人大多有着“会做生意、也会持家”的上海人特色。

　　* 2020年：上海 vs. 香港 *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忘掉过去，记得来找我。”

　　——电影《2046》

　　除去“荣少”下台的头条新闻，最近无论香港高官还是市井百姓都在广泛议论的另一件大事亦和上海有关。

　　中央政府于3月25日透过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全世界宣布：当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距离北京对外正式宣布建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后不到半个月时间，中央政府于4月8日授权新华社发文，宣布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列为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

　　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当晚即透过媒体为港人打气，称其相信中央政府另有打算，香港也会积极准备，希望成为内地以外首个配合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地区。曾特首的此番及时回应在香港市民看来意在向中央讨政策，力求保住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面对现实，如今的上海就金融中心地位而言依然无法同香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被誉为“远东巴黎”的全盛时代，这其中有主观因素，比如近几年人才外流的严重性已经达到了几乎无可救药的地步。在上海著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内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了美国，第二等的去了香港，哪也去不了的留在大学读研，然后教书。

　　客观上来讲，中国央行和外汇监管部门对人民币兑换的严格管控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梦想更像是一句高喊的口号，至少目前看来没有太大实际用途，就连前些日子载我去中环开会的香港的士司机都知道，哪天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哪天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

　　也正是基于这个最根本的判断，不少经济学家在获悉中国国务院有关202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议通过之后纷纷兴奋地提出这样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2020年之前有戏！

　　香港导演王家卫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摄制完成电影《2046》（其中很大一部分场景于上海拍摄），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还有十年半载的时间，按照《2046》的速度，王导还可以至少再拍两部新片，而香港在这十年半载的时间里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张爱玲曾说，历史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其实从来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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