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拍摄《家族图谱》,邵逸农夫妇回到老家的小镇葛仙,寻找当年外公的店铺。店铺早就拆了。紧挨着外公的老店,却赫然矗立着一座大礼堂,高大而张扬的建筑外观,在一片青砖黑瓦的江南民居中显得格外突兀、扎眼。门前黑乎乎的池塘里,漂浮着些垃圾大礼堂那恍惚的倒影。礼堂已经多年不用,大门紧锁。他们扒着门缝往里看,刺鼻的霉味透过狭窄的门缝扑面而来,礼堂里面空空荡荡……礼堂的发现重新把他们带入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里。
画面正前方有像太阳一样的光源,乍一看以为是盏吊灯。仔细察看,发现那只是墙上的一个洞,炽烈的阳光毫不费力地穿透并照亮这间阴暗破败、凌乱不堪的屋子。所见之处,满目疮痍。天顶上屋顶的骨架裸露无遗。已经弯折的几根架子横七竖八,到了弯腰驼背的年纪,孤伶伶悬垂在半空中。漂浮于天顶上的黄纸在屋梁上随风摇摆、舞动,莫名的声响几乎穿透画面刺入你耳朵。四周墙面上围裹的灰暗布条,肮脏、腐朽。正厅地面堆满了各式几何形状,大小不一的藏青色瓦砾碎片,它们随时从屋顶上作自由落体运动落到地面。还有在瓦砾夹缝中冒出的杂草……寂静、破败中散发着神秘与骚动。让人想起《夜半歌声》的开头,一群年轻学生贸然地闯进了那间神秘的剧院,故事随之展开……
这是摄影作品《大礼堂:沈变》呈现的景象,那是一张永久定格的建筑内景照片。
2000年,摄影师邵逸农和慕辰为拍摄作品《家族图谱》,回到老家小镇葛仙,寻找当年外公的店铺。当地人告知,他们外公的店铺早就被拆了。整条街上,他们发现紧挨着外公的老店,赫然矗立着一座大礼堂。高大而张扬的外观在一片青砖黑瓦的江南民居中显得如此突兀、扎眼,那是1950年代仿前苏联的经典建筑样式。大门紧锁,门前黑乎乎的池塘,漂浮着些垃圾和大礼堂那恍惚的倒影。
这个礼堂已经多年不用,邵逸农和慕辰扒着门缝往里看,刺鼻的霉味透过狭窄的门缝扑面而来。礼堂里面空空荡荡……在他们的记忆中,小时候的礼堂是一个热闹的场所,回荡着喧嚣的口号、歌声、鼓掌声、激奋的喊声……礼堂重新把他们带入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空间,唤起了他们内心的追忆。无论是当年的人声鼎沸,还是如今人去楼空、一片破败死寂,都同样触动了他们。
后来,他们在别处又看到类似破败荒弃的大礼堂,总有种感觉挥之不去。从那个时候起,邵逸农和慕辰开始查阅和收集关于礼堂的资料,准备、思考了两年,才觉得自己可以开始拍摄那些礼堂了。他们摄像机镜头里的礼堂,曾经在上个世纪辉煌一时,而今命运各异……
一个辉煌与忧伤的标本
1933年的时候,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阮啸仙到了当时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元太屋西侧一公里的老茶亭密林中,耸立着一座“中央大礼堂”,礼堂是1933年8月动工修建的。阮啸仙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这在当时的山沟沟里算是宏伟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大”礼堂召开。中央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宪法大纲”、“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决议案以及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瑞金大礼堂,它和新共和国的特征有着那样密切的联系。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东路军第10师、第36师占据瑞金,把大礼堂拆毁了。大礼堂于1956年重新修建,室内陈列的是“二苏大会”历史场面复原,现在,它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参观。昔日热火朝天的活动空间成为了爱国教育课本,在人们的观赏下静静地回味着当年的盛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集体化时代,礼堂开始书写它辉煌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些并无太多建设规划的城镇里,人们陆续修建起“人民大礼堂”,那是一种用于举行典礼、公众集会和演出的厅堂。山西翼城县在1962年建起了自己的大礼堂。工程历时3年,投资17万元,建筑面积1780平方米。礼堂正面有9级水泥台阶,台上竖8根水泥柱,上端石子贴面,中间镶嵌着毛体“人民大礼堂”5个大字。内设有铸铁架木靠椅1400把。这是该县城有史以来首座大型建筑,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人民大礼堂数不胜数,他们有着相同的名字,相同的色调,相同的外形,甚至连内部装饰也是相同的。
礼堂把人们从家庭的原子状态中拉出来,将人们引入集体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汇聚地,成为集体生活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礼堂在那个时期被无以复加地兴建与发展。在接下来的那个动荡的10年里,礼堂甚至成为“净化和改造”灵魂的场所,那个时候,在这拥挤而又透明的场域中,爱与恨都失去了自由。在翼城县,批斗会、斗争会、声讨会、辩论会、报告会、表彰会,都曾经在人民大礼堂这里举行:有群众变成光荣的先进者,也有被打成耻辱的反革命,还有飘浮在空中的激情口号和无数高高挥舞的红宝书。
邵逸农认为,礼堂就像一个标本,一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标本。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礼堂,承载着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渗透在每个人的个人记忆里。今天,物质领域前所未有地高速增长,“新的就是好的”覆盖着城市化进程。礼堂所具有的公共空间的性质正在蜕变。
邵逸农和慕辰的作品《大礼堂》系列中的那些影像,来自银村、横江工人俱乐部、长汀、葛仙、阳郑、金滩镇下居、兴国文昌宫、大兴善寺念佛堂、浦口、第任宅前、洪都电影院、小桥、安源、矿山、曹宅。
作品中,除有供后人瞻仰、纪念,具有革命历史价值保存下来的礼堂外,今日尚存的礼堂正经历着功能变迁:城里的礼堂大部分都已被拆除,剩下的礼堂面貌全非,被改造为舞厅、溜冰场或是电影院。在农村乡镇,礼堂已经成为俱乐部、电影院、火锅城、员工食堂、工厂车间、仓库,甚至变成佛堂、乡村教室和大门紧锁的空旷废墟。
记录即将逝去的影像
2003年的六七月份,邵逸农和慕辰到了江西,发现银村的礼堂。礼堂已经变成一个学校,邵逸农一眼看到课桌上翻开的书本,小学生的书包,泥黄色墙上写满的毛主席语录。村子里的人告诉他,礼堂是1966年修建的,当时还找来村里书法写得最好的人写标语。满墙的红色革命语录让邵逸农一下回到了30年前那个年代,这是文革时代最纯正的感觉。邵逸农变得兴奋起来,连忙把在礼堂里的几只黄牛赶出去,架起机器准备拍摄。礼堂里的气温四十多度,蝇蚊乱飞。又热又痒又激动,邵逸农忘记打开翻板盖。后来不得不重新补拍。
2003年到2005年间,邵逸农和慕辰的足迹已遍寻中国东北、华北、江南、西南、西北区域。一年之中,至少有四五个月在外地拍摄。他们收集资料,研究地图,询问当地人,排查到他们需要的礼堂。更多的时候,夫妻俩好像是一对精明的侦探,邵逸农甚至有这样的感受:到后来,他们只要一到某个农村、乡镇,就能闻出有没有他们要找的礼堂。他们常常惋惜,拍摄礼堂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拆”礼堂的速度!邵逸农和慕辰感到有些悲哀,尽管过去摧毁祠堂修建新式礼堂的行为现在看起来有些荒唐,今天拆除这些礼堂的行为同样是荒唐的。那些我们走过留下的痕迹,怎么可以轻易地抹去?邵逸农和慕辰试图通过拍摄这些命运迥异的礼堂,让人们思考自己的行为本身,思考对于历史和现代的态度和看法。
邵逸农和慕辰去过的李家溪礼堂,曾经是一个祠堂。礼堂旁边住着一家人,守着这个礼堂。礼堂的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像、选举的标语、结婚时的大红“喜”字,里面还陈列有他们家祭祖的牌位。使用了上千年的祠堂在50年前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大礼堂,在不过三四十年的喧嚣和风光之后,也变得如此清冷。
他们极力去辨识猜想这些礼堂里那些柱子上的文字,欣赏那些今人无法重复的木雕,分辨不清哪些文字是祠堂时期留下来的,哪些是礼堂时代的痕迹。他们感慨,中国人一面因其古老的文明而自喜,一面以非常实用的态度来遗忘或抹平历史,或者重新描画历史。在《大礼堂》的影像中,现实呈现出的景象犹如礼堂里斑斑驳驳的柱子,试图把历史一层层剥开。
接近本体的摄影
邵逸农和慕辰在采用了平实的技巧:统一的主题风格,“四平八稳”的正面构图,平视的拍摄角度。可是,画面里的那些内观各异的礼堂,它们不露声色,冰冷陌生。从较为宽广的角度看,作为影像的礼堂,实为一段荒凉情感的内在捕捉。类似杉本博司1970年代末拍摄的黑白照片《银幕系列》。电影大师维姆·文德斯确信,一个摄影师的态度,或者说他的“视角”定义了他的照片。“视角”无非是指影像制作者对存在于他的拍摄之前事物的道德感与敬意:尽最大可能地去尊重存在的对象,并保护你所传达的实际真相。
邵逸农始终对摄影技术发明最初的还原性本质非常迷恋,那些早期的摄影作品,摄影师的观念性、技术性并不是太强,没有太多的思想,只剩下机器和对象,摄影主要承担的还是记录功能。正是这种接近“本质”、“本体”的摄影,让邵逸农感动。他崇尚这种朴实的力量,即便是惊喜也要压抑下去。《大礼堂》看似平静、朴素的影像风格中,以全景式、微妙的细节触动人心。这种触动不仅来自视网膜的感知,还来自复杂的情感和心理。这些照片呈现出一种忧伤的废墟之景,拍摄力图以图像学的观察方式,用一种尽可能理性、冷静、单纯的方式逼近对象,无意营造中心、主次、强弱、对比,而强化一种画面特有的平均感。把一切交由观者,让他们的眼睛在搜寻中获得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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