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遭遇了资本主义信心危机的外部人士可能认为,中国同样已经希望破灭,但事实并非如此:“危机的影响远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严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王建铆表示。“在中国,我们有自己的议程,不太可能因为国外发生的什么事加快或放慢脚步。”
“金融危机没有让中国偏离轨道。”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Shanghai‘s Financial Services Office)主任方星海表示,他也是上海市场现代化项目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因为市场,我们经历了30年前所未有的增长,怎么可能因为美国出了些问题就抛弃市场化呢?”
所以目标依然未变:过去10年,上海的目标一直是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其现代化——今天,金融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的选择仍然相对简单(基本限于股票和房地产),对外国人的准入限制非常严格。
但进展极其缓慢。上海在2006年就建成了股指期货交易所,但第一个产品迄今尚未推出;虽然监管人士几个月前就宣布将启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但迄今毫无进展。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鼓励了这种极度谨慎的现代化步伐。“在过去被视为过度谨慎的做法现在成了优点的体现,”汇丰(HSBC)中国区行政总裁翁富泽 (Richard Yorke)表示。中国官员正在庆祝自己躲过了数枚金融子弹——特别是与西方官员相比。他们预见了地产泡沫的出现,并在最后一刻及时刺破了它;他们及时撤回了推出融资交易的计划,防止了上海股市进一步的危险膨胀,否则中国数百万养老金领取者的储蓄将进一步蒸发——他们目睹了股市从2007年的高位腰斩。
王建铆表示,中国已经厌倦了大跃进:“摸索前进”是一种更明智的战略,他表示,“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铸成大错。”
种种摸索导致变化的步伐慢得令人痛苦。“但它从来不走回头路,”上海投资分析机构咨奔商务咨询(Z-Ben Advisors)的彼得·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表示。
于是上海走上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道路——最终。它有此雄心已有多时,现在北京又为其计划提供了政治支持。“但国王不为自己加冕,”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中国策略师娄刚(Jerry Lou)表示。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中国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司法体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对待外国人就算不是彻底不公平,也至少是不可靠的;合格且经验丰富的金融从业者存在巨大的“人才供需缺口”;45%的惩罚性所得税率难以鼓励华尔街被裁人员到陆家嘴立业。
这些仅仅是较为有形的障碍。一些资深中国分析师认为,上海没有希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除非它不仅具备更为开放且现代化的市场的特征,还具备更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的特征:一个培养创造力和独立思维的教育体系;一个提供国际水准的医疗护理的卫生体系;一个更为强健的公司治理体系;一个透明的政治体系;最后,还有信息自由。但上海政府官员辩称,既然透明的司法体系和信息自由不足以拯救美国于金融体系的崩溃之中,那么上海要实现在亚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目标,这也许也并不是必要条件。
“上海做了许多我从未想过它能做成的事。” 3M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俞俊雄(Kenneth Yu)表示。“在80年代我刚到上海时,如果你告诉我这座城市将变成今天这样,我不会相信。”在中国,有些事发生得很快,而有些事则很慢。没有人知道,上海未来10年的转型是快还是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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