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与控制的繁荣之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随着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倒闭，全世界的权威评论家一窝蜂地唱衰美国经济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监管和对信贷的自由市场分配等。在考虑以何种模式取代没落的美国模式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中国，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机构则由国家控制。在经历了华尔街的溃败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基于孔子思想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出现而高声欢呼；伊格内修斯引用理查德？尼克松间接称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说：“现在我们都中国化了。”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文章，认为渐进主义是中国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许多文章称赞北京摒弃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创建了良好的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有机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进行小范围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市场导向水平逐渐提高，并在90年代后期积蓄了发展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地方性试验，催生了乡镇企业最初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早期的收获——而并非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90年代的城市化——为中国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衡量从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而在90年代，尽管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见图表)。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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