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与其北部近邻江苏省的经济状况，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这两个省份可以进行近乎完美的比较。它们的地理条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苏位于上海北面，而浙江位于上海南面。它们还拥有相似的企业发展历史：都对解放前上海的实业家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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