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90年前的1919年3月，面对着当时那次经济危机，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然而，即便他百般不愿，也不得不断言“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当前危机的观点是错误的”。与列宁其他一些观点不同的是，他这个预期已被证实为相当正确的。尽管在20世纪里，美国和欧洲市场于2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接着在3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市场经济格外活跃，并在过去的60年内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扩张。但是，好日子已经过去了，至少现在已不再有。那个秋天，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在美国突然爆发，而且带着可怕的加速度，政府试图阻止这场危机，可是它除了承诺将启用前所未有的高额公共资金以外，并未取得什么进展。

　　目前出现的最尖锐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变革的必要性。1月，由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牵头的、在巴黎举办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上，提起的“新、旧资本主义”引发了热烈讨论。

　　这场危机，无论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无法战胜的，最终也将成为历史，但关于未来经济体系的问题却将遗留下来。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招摇地打着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由务实选择的各种体制和我们有理由去捍卫的价值观所带来的非单一经济体系？我们应该寻求一个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无需什么特殊资本主义形式的“新世界”——这是巴黎那个研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词。这不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事实上也正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8世纪对市场经济运行提出了开创性分析时所提出的问题。

　　亚当·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至少就我能够追踪得到的资料而言)，而且也很难从他的著作中得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他谈到了更广泛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以及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在整整250年前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他广泛地观察到了非营利性价值观的巨大作用。虽然亚当·斯密宣称“谨慎”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益的品质”，但他接着指出，“人道、正直、宽容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益的品质。”.*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其标准定义似乎还把“经济交易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作为判定一个经济制度能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资格。同样，利润动机和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基础，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都是必要条件，那么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例如欧美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么？世界上所有富裕的国家——那些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及其他——也依赖于那些主要属于非市场化的交易已经有一阵了，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及其他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国家拨款的学校教育和医疗保健。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取得了真正成就的岁月里的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远超越了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点，即亚当·斯密并不认为单独的纯市场机制能够取得很大成就，也不认为利润动机能够独当一面。也许这其中的最大失误在于，大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们因何交易的有限讨论，解读为对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运行良好必备的所有行为准则和体制的详尽分析。亚当·斯密有句名言，说人们寻求交易只是出于私利，无他。这句话被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引用，被用以解释为什么面包师、酿酒人、屠夫和消费者要进行交易。然而，一个经济体的高效运转还有赖于其他价值观和承诺，如互相信任和有信心。例如，亚当·密斯说：“假如某个国家的人民对某位银行家的雄厚资产、正直品质和谨慎作风有如此大的信心，即相信只要有人需要，他就随时可以兑现他开出的那些本票；那么这些本票便与金币银币具有同样的流通性，因为人们深信它们可以随时兑换成真金白银。”

　　亚当·密斯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尽管许多经济学书籍都是“面包师-酿酒人-屠夫”式的亚当·密斯解读的拥趸，但他们在当前这场危机前茫然无措(人们仍有充足理由去寻求更多交易，只是机会更少了)，促成了这场危机并使得复苏之路如此艰难的因素——不信任和对彼此缺乏信心，带来的深远影响却并不会使他(亚当·斯密)感到困扰。

　　事实上，这种不信任和信心崩溃促成今日危机并不难理解。由于涉及了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发展迅猛，近些年来发生的交易所附带的义务和责任变得更加难以追认。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信贷供应充足，这部分是由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部分推动的，而且这还扩大了轻率交易的规模。把借方引入歧途，使得他们承担了不明智风险的次债贷方可能欺骗性地把这些金融工具出售给了与原始交易遥不相干的其他人。对监督和管理的需求最近几年已明显增加。但是同期，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自我监管特性的信任日益增加，政府的监管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已被大幅削弱。正当对政府监管的需求已经增强时，政府能提供的所需监管却变得更弱。

　　这种体制弱点不仅对误导行为而且对过度投机倾向产生了影响，如亚当·斯密所说，这种倾向很容易能够吸引到众多拼命追逐利润的人。亚当·密斯称这些因追求利润推高了风险的人为“败家子和投机狂”——顺便说一句，用这来形容最近的那些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家是非常形象的。对独立市场经济智慧的深信不疑，要为美国已有的监管机制的消逝负主要责任，而让市场经济基本原理的最初倡导者无比震惊的是，这种信任往往会另大家完全忽视掉败家子和投机狂的行为。

　　除了亚当·斯密对市场的建设性作用进行的所有解释和辩护，他还十分关注尽管市场经济运行良好，却依然可能存在的贫困、文盲和相对剥夺。他希望看到体制和动机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市场和占据唯一主导地位的利润动机。亚当·密斯不仅支持国家在完成一些市场可能无法做到的事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普及教育和扶贫(他还希望受到政府救助的穷人能享受到比当时的济贫法(Poor Laws)所提供的更多的自由);总之，他还支持多种体制选择以适应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某些体制与某些固定程式绑定在一起，例如把问题都留给市场自己调节。

　　我认为，今日的经济困境并不需要什么“新资本主义”，而确实需要我们对关于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局限性的旧观点有开放性理解。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同时还要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政府机构——能够如何齐心合力，共创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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