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前领导人的权威，上海话和它的保护者赢得了一场争论。但是在这场争论中，上海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价值却被破坏了，上海输了。

　　本地报纸《新民晚报》在一篇杂文中说：“说上海话是没文化”。被一些读者要求道歉，甚至有读者要到报社抗议，最后前国家领导人电话给当地最高领导，随后报纸真的道歉，编辑也被停职。

　　政治干预让这场文化争论变得极为无趣，随着《新民晚报》编辑被停职，既然政治正确成为一个先验的答案，那么争论就毫无价值并且成为雷区。在金融危机中，一个编辑的饭碗显得如此卑微，再度证明了“屁民”生存价值的困境。

　　这个结果让上海话的支持者也无法面对，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对本地文化的尊重、爱好，以及对那些充满趣味的方言的依恋——而不是砸了晚报编辑的饭碗。

　　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文化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争论包括中西文化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及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这些公开的思想辩论不但使得上海成为远东的文化中心，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这些争论中，“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开放”、“文明”被视为城市的核心价值。

　　但是，一句关于“说方言没文化”的调侃，就要以饭碗为代价，那么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何在？公共空间被压缩的结果，只能带来权力无孔不入，犬儒主义盛行。上海在作为经济巨人的同时，成为文化侏儒。上海输在失去了宽容、理性和多元的海派文化价值，输在权力对公共空间无所不在的侵犯，输在了潜规则对程序正义的遮蔽。

　　现行的制度和舆论空间足以解决这场争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样的争论不过是屁大点事而已。

　　如果市民们认为《新民晚报》的言论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大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争辩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争论形成共识。

　　如果有激进的民众要求去《新民晚报》示威，新民晚报可以接受他们的道歉要求，也可以拒绝。被拒绝的民众也可以去法院起诉《新民晚报》，法官和法律自有公断。

　　如果市民们对上海话的边缘化不满，他们可以要求市人大立法来保护地方方言。

　　在法律框架之外，还有市场规则。反对者们也可以拒绝订阅《新民晚报》，用市场规则让新民晚报付出代价，但如果大多数民众继续订阅，则读者用人民币对《新民晚报》的投票，是民意最好的表达。

　　作为读者，前领导人也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必须是和其他读者一致的，而不是通过电话的方式传达，并且以影响一个编辑的前途为最终结果。因此，在制度架构对权力缺乏约束时，权力者更需要自律，只有自律的权力才会赢得持久的尊重。

　　真理越辩越明，但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谅解备忘录，文化的潮流滚滚向前，宽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我们不能期待给权力的利维坦颂善书就能使其自律，历史已经证明，想让权力的狮子不伤人，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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