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意识形态交接的缓冲带，特殊能源决定的特殊经济模式决定它天然是国际贸易中的一大枢纽。

　　去伊朗。最初的计划是沿着丝绸之路，穿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到伊朗去，运气好的话，再从德黑兰坐2天2夜的火车去伊斯坦布尔。

　　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直接去伊朗。

　　其实这些事情并不难，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办到各国签证。我只是，年近30，忽然很想颠覆自己，不想按部就班，在前方某几个地方插上小旗，然后急匆匆地跑过去，一个点一个点的，那样会落入旧我的窠臼，会错过道路上其他未知的风景。所以，没看资料，只看了巴列维国王的两本回忆录。我很随意很随意地走。听从真主的安排吧。我相信，真主会让我遇到我该遇到的人和事。

　　座位刚好挨在一起的，是个伊朗导游，他刚带了一个团到中国旅游，回国次日又要接一个意大利团在伊朗全境转。他告诉我他家在伊斯法罕，是个基督徒。“其实就是生在基督教家庭。”他说。

　　他人挺有意思，我和他聊得来。记得他说了两句话很精辟，一个是伊朗这地方四十年一轮回，一切都得推倒重来。一个是这国家离沙漠越近的地方越保守，离海越近的地方越开放。

　　第二句不解释了，单说第一句。某种程度上现代伊朗人特别喜欢一切推倒重来。任何一个既定目标或者方向，执行若干年就会被彻底否定，然后掉头走向截然相反的目标。就像一个人，本来选择往右走，认为右高于一切，走几十年却依然掉头，再次不顾一切地决定向左走，认为往右走是个大错误，是个笑话，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唯有向左走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样过几十年，又会转身向右，把当年对右的批判，重新加到左的身上。

　　不过，用四十年作为衡量伊朗政治变革的周期，并不太正确。

　　伊朗现代政治应该可以以如下时间段为标识。1906年立宪，礼萨汗1921年政变，4年后建立新的巴列维王朝。1941年礼萨汗被英美苏逼走，刚刚成年的儿子即位。1951年伊朗众议院通过首相摩萨台将油田收归国有的计划，2年后他被国王巴列维扳倒。小巴列维国王即位38年后，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体制，虽经8年两伊战争不倒，至今30年。

　　显然，伊朗的政治动荡的频率，至少是40年1次的两倍，既20年1次。

　　类似伊朗现代政治的这种周期性，似乎在所有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都可以看到。甚至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节点和伊朗都有几分相似。

　　譬如中国首次筹划立宪是在1908年。1921年不光是中共的成立，4年后，正好在中国是北伐战争。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开始建立统一战线至1945年两党开战。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1979年三中全会，改革开始。

　　说来也有意思，两国百年史的后半个世纪中伊两国几乎是做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而且在同一时间点上转身。我国在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对内搞集权法西斯的年代，巴列维国王搞白色革命，全面推动伊朗的改革开放。有位当年在德黑兰待过的老者跟我讲过，在20世纪60年代，伊朗首都德黑兰到处在盖高楼，同时外国游客云集，年轻人都想着出国留学，考托福、去哈佛，和今天北京很像。

　　可是在197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伊朗选择闭关锁国，靠反帝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传统作为治国方针。外来的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被定为违法，遭到审查。

　　我想，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两国游客各自到对方的国家去走走转转，一定会有相当的感触，甚至，会觉得多少有些讽刺。

　　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伊朗，将这种政治动荡归结为国内政治，并进而归咎于国内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不够，似乎并不妥当。

　　中国不论，拿伊朗来说，特殊的地理地位与20世纪初日渐成熟的石油开采，几乎决定了它命途多舛。

　　譬如1921年的政变，里萨汗得到了英国人的大力支持。从时间点上说，这似乎有点晚。因为英国人介入现代中东政治，在一次大战时期达到了顶峰。“民族英雄”劳伦斯生而逢时，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快意恩仇、纵横江湖。中东政治的若干问题，皆是在此时期定下基调，譬如巴以冲突、库尔德问题等等。1921年，一战已经结束，是什么样的利益需求让英国在一战战后才在伊朗出重拳？

　　1941年礼萨汗被驱逐就更是二战的需要。彼时，盟国需要开辟一个为苏联输送物资的通道。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战略位置让礼萨汗被迫做出选择。礼萨汗没能做到充分审时度势，及时让步或许也确是因其有内政外交不得已的苦衷。

　　除具体的经济、军事上与德国有密切合作外，伊朗国名本身既出自“雅利安民族”，其对希特勒的雅利安民族国家说，天然就有亲切感。甚至是今日，据说从语义上讲，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称呼，与当年希特勒所得到的称号是一致的，意义都在于领路人。当然，相信在苏联和中国，也有过这类称号。

　　小巴列维国王在其两本自传中都提到这一事件，把责任全全推究给盟国领袖的霸道。他说当时在伊朗的德国人只是伊朗的经济合作伙伴或者纯属非军事类行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而与德国断绝关系，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违背了伊朗国的信誉。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甚或根本没有真相。只是因语境不同，角度不一，故各自采取的立场不一。

　　彼时，几乎整个中东世界都是德国人的支持者，甚至在斯拉夫地区，德国第七党卫军还有一个由阿拉伯人当地穆斯林组成的弯刀志愿山地师。须知，在当时，排犹主义仅仅是欧洲尤其是东欧中欧的产物，与伊斯兰世界无关。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记忆里，从来没有过排犹的浪潮，甚至在1930年代的巴格达，商业游戏规则由犹太人把持。在古代，波斯王居鲁士还是巴比伦国犹太人的救命恩人。

　　也许，与二战期间的中东世界解释什么是纳粹、法西斯并不见得有太多的共鸣，反倒是英法两国在一次大战时期的帝国主义说更有市场。事实上，1970年代霍梅尼老先生搞革命时，也常常将打倒西方帝国主义这套话语挂在嘴边上。而今天艾哈迈迪内贾德骂犹太人，也只能从巴勒斯坦问题入手，却绝不会提十字架。他何尝不知道，霍梅尼的班底里，也是有伊朗犹太人的。

　　众所周知，1953年巴列维推翻摩萨台，重新夺权，是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结果。其意义当然与冷战背景相关。这件事显然是CIA经典案例中的经典。

　　总之，伊朗政治的变化天然受到国际现代史的巨大影响。而展开地图，一切就一目了然。战略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意识形态交接的缓冲带，中东问题的关键点。特殊能源决定的特殊经济模式决定它天然是国际贸易中的一大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只有能够纵观世界的人才合适出任这个国家的领袖。反之，这个国家的领袖对于国际世界也有更多的雄心与关注点。大概正因如此，巴列维才会用各色宝石制作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地球仪吧。

　　飞机在乌鲁木齐中转，候机厅内咖啡馆的姑娘们会用英语、俄语招呼客人。有个俄罗斯的小伙子显然是受了姑娘的蛊惑买了点纪念品，又心有不甘，一直在和姑娘打情骂俏，找心理平衡。对他而言，能和一个年轻的异族姑娘说说家乡话，显然是钱买不到的享受。俄语我肯定听不懂，但也能感受到这出戏的喜剧氛围。显然，这姑娘对此习以为常，大概也是她除了交易成功外附加的一种乐趣。

　　几个伊朗人趁在中国土地的最后机会逛小商店。商店里摆着电动玩具、中国工艺品、烟等等。伊朗导游不知道什么时候挑了几根富贵竹，大概是回去当礼物送。

　　我想，自己会在伊朗买什么礼物么？

　　一个在国际媒体上呈现负面形象的开放的国家，人民对外国人总是格外热情。

　　德黑兰机场看上去很不错，和北京刚盖好的3号站台差不多一个水准。没错，从椅子、格局、外观都和3号航站楼差不多。后来得知这个机场也是刚建好不久，看上去比伊斯坦布尔那个机场要好很多啊。

　　入关速度出人意料的快。虽然是晚上9点多，但人很多。而且有很帅气很时尚的男女。当然，女人一律戴了面纱。

　　我特意观察了一下，这里女人和男人站在一起，说话什么的，丝毫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后来人多的时候，还有几个女士挤到我身边，身体触碰，也并不介意。

　　在走过几排座椅时，我刻意鼓着勇气猛看，好几个看不出年岁的女人，盯着我看，还笑。要不是因为他们的面纱，我真忍不住要过去搭讪了。此时这些美女还没让我太过惊诧，只因完全凭直觉，我便觉得伊朗是出美女的地方。而事实上，在随后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姑娘，简直要用销魂二字来形容。

　　出口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来接人的。我索性把相机拿出来拍，有时候将镜头对准墙上挂着松下电器的广告，或者穿韩服装束的小孩。他们冲我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跳街舞。

　　伊斯兰革命前，伊朗非常开放，又是靠国际能源贸易作为收入支柱产业的国家骨子里是开放的，且加让其和欧洲人打了几千年交道，受现代化的风气其实要比东亚早至少几十年。

　　仅凭这几点，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的西化程度，其实要高过中国。但是老实说，那些松下电器的广告，和这个现代化的机场，还是让我感到吃惊。机场的名字叫伊玛目霍梅尼机场。假如3号航站楼叫毛泽东主席机场，你能想象它是那个样子么？

　　看着我拿着相机，几个人凑过来看，尤其是小孩。有些女孩喜欢镜头，有些不喜欢。我试着去拍那些老大妈，他们笑得像刚从炭火里扒出来的熟土豆，当然是用黑布包着的。

　　有人用笨拙的英语问我，你从哪儿来，我说是中国。

　　来迎客的多手里拿着花，这场景我还从来没见过。习惯在接人的时候送花，我觉得这能说明这国家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是我们平时说讲文明礼貌那种文明，而是说，他们把生活过成一种生活。花，在这里是一个文明生活的符号。不用说带花好或坏，反正它提供了那么一种生活的滋味。属于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辛甘之外的滋味。

　　等了约1个小时，接机的朋友L还没有到。我身上一无美元二无伊朗钱，还真有点麻烦。只好拿电脑出来找她的电话。嘿，这才发现，原来机场可以无线上网，还是免费地。

　　服务人员告知，墙上的插卡电话可以免费拨打德黑兰本地号码。我想，这服务真不粗，难道是为了体现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遗憾地是L家电话并没有人接。

　　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还没高到连手机也可以免费打通的地步。

　　这当然难不住我。刚好旁边三个帅哥在喝咖啡，旁边放台电脑。看穿着就是时尚青年，其中一个颇有点金城武的气质。

　　一切如我所料，波斯金城武大方地将电话借给我，让我和L取得了联系。

　　L这个笨笨居然记错了接我的时间，还没出门。

　　我正要打车过去，结果这3个年轻人说自己也要回德黑兰，可以捎我过去。

　　以我的江湖经验，这3个人绝对不是土匪、恐怖分子，跟着他们走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当然，我忘了想，万一他们是Gay怎么办。

　　请注意，总得来说，一个在国际媒体上呈现负面形象的开放的国家，人民对外国人总是格外热情。这是我总结的TARAS定律，适合于中国、黎巴嫩和伊朗。在后来的两周，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我在德黑兰大街上打开地图不到5分钟，就会有人过来说May I help you。问哪里能买到电车的票，一个小伙子连票钱都给我出了。

　　路上走了得一个多小时。哥几个和我聊天，说很多外国人不喜欢伊朗，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非常喜欢。我说这个国家和中国很像，你们有伊玛目，我们有共产党。当然我们的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他说他们这里的伊玛目也不见得真是伊玛目。

　　我说我早料到你们是个开放的国家，德黑兰有没有地下夜总会什么的地方。他们说有，不过酒得按瓶买。(事后证明这是个误会)这消息真让我兴奋。我们当然还谈到了女人，伊朗女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这边说一个人酗酒会说，他醉得像一头驴。难道驴喝酒么？

　　我们还互换了一些脏话，伴随着CD里波斯语的Rap，穿过德黑兰的Downtown。

　　我把Downtown错当成了市中心，很有点失望。以前看资料说伊朗近7000万人，1500万住在德黑兰。在黑夜里望去，两旁都是土黄色的二层小楼，一个接着一个，又无聊又难看，我想，难道他们就住在这些盒子里？

　　后来L跟我说，德黑兰分南城、北城，南城就是Downtown，北城就是Uptown，北城在山坡上，地势要高，而且是富人住的地方，穷人才住在Downtown。

　　就在我晕车晕得不行的时候，哥几个总算把我拉到了L家。交了几个朋友，没花一分钱从100多里地到了L家，我不由得要得意一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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