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巴黎，欧洲的两大主要城市。他们有相似之处，也有迥异之处。

　　英国人以保守和呆板闻名，偏偏却出了异类--伦敦人，他们摒弃传统，采用激进的改革策略促进城市发展。

　　可是法国人不是生性浪漫，不拘小节吗？为什么他们的代表--巴黎人却死抱传统，墨守成规呢？

　　去年，Nicolas Sarkozy竞逐法国总统时，为竞选拉票活动设立了非同寻常的一站：伦敦。在一个经过改造的鱼市场，他站在一群全神贯注倾听演说的法国侨民面前，称英国首都是“法国人最多的城市之一”。他还说，“伦敦所拥有的活力正是巴黎迫切需要的”。

　　两国首都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去年11月，英国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终点站是重建后焕然一新的St Pancras，这意味着巴黎和伦敦的时间距离缩短到了2小时15分钟。据估计，现有约20万法国人在伦敦居住，他们从事各种职业，有餐厅的侍应，也有金融业从业人员；申请入读南肯辛顿巴黎中学的人太多，有些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相比之下，居住在巴黎的英国人就少多了，但仍有约2.2万人。

　　之前，两市为了获得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争夺得非常激烈，最后结果—巴黎大跌眼镜--伦敦赢了。伦敦的胜利，让塞纳河畔的巴黎一直怀恨在心。非常凑巧的是，执掌两市的市长都来自左翼党派，巴黎市长Bertrand Delano？是社会党人士，而伦敦市长Ken Livingstone则来自工党，两人的任期又都即将结束。3月16日和5月1日，巴黎和伦敦的选民将参加各自的市长换届选举。

　　巴黎人和伦敦人都不会轻易地把选票投出去。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民意支持率已大幅下降，巴黎的选民也希望借此机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巴黎现任市长Delano？很受民众拥戴，相比政绩平平的右翼对手Fran？oise de Panafieu，他连任的希望非常大，他的胜利，对于巴黎，这个一直做为右派戴高乐主义者据点的城市来说，将是左派的伟大胜利。在伦敦，选民借这个机会，可以向英国首相Gordon Brown传递选举人的讯息，也可以检验保守党的改革成果。现任市长Livingstone坦率直言，但他的竞选团队一直被任用亲信的指责所困扰，他的竞争对手包括：来自右翼党派的Boris Johnson，他曾经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记者，现在是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来自中心区的Brian Paddick，他是自由民主党人士，前警察副总长。

　　两个市长的职能范围不尽相同。巴黎市长不负责管理城中的郊区地带，管辖区域人口仅有230万(少于内伦敦290万人口)。而伦敦市长则负责管理整个伦敦全部740万人，比巴黎加上其周边3个行政区共640万人口还要多。然而，巴黎市长的权力范围却更广泛：举个例子，两市市长都要承担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管理职责，但巴黎市政厅还要负责社会住房供给以及小学学校管理。因此，巴黎市长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财政预算，比伦敦的140亿欧元(107亿英磅)多了76亿欧元。

　　此次选举，两市的市长候选人，不论党派，均做出了非常相似的竞选承诺：增加住房供应，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机动车使用，做好城市绿化工作等；以及让两个城市的世界形象重放光彩。近年来，巴黎和伦敦一直是竞争激烈的对手：除了它们都希望通过那些无形的创造力和时尚成果成为世人心目中的“国际化城市”外，更重要的是对投资项目的争夺。

　　伦敦市长办公室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某幢建筑的顶层，即使隔着厚厚的玻璃窗，从底楼传来的声音仍然震耳欲聋。挖掘机，电钻，水泥搅拌机发出的噪音一刻也不停歇。现在，伦敦最吸引人的景观不再是那些新的地标性建筑—Gherkin小黄瓜，泰特现代艺术馆，市政厅—而是不计其数的起重机。但在巴黎市中心，根本就无从寻觅它们的影踪。

　　大部分的经济学测试结果中，伦敦均遥遥领先于巴黎。随着市场资本化，伦敦的股票交易总额是巴黎的2.5倍。伦敦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场外金融产品交易和国际债券市场。伦敦，作为外国投资者资金投入的热点，它在高纬资产服务公司的年度调查中已连续多年拔得头筹。另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结果显示，2002至2006年间，伦敦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欧洲15个最大城市总额的24%，而大巴黎地区约占19%。伦敦人的生活小康水平也高于大巴黎地区的居民，若换算为购买力，则伦敦人均财富比巴黎多8%。

　　就奢华美食和顶级时装来说，巴黎可能依然是胜利者。例如，巴黎以有9间米奇林3星餐厅为傲，而伦敦只有1间。但是，巴黎在吸收引进平民饮食文化方面进度太缓慢，并不是所有餐厅都需要一辆三层的芝士车做为顶级品质保证的徽章。从不久前开始，伦敦的新餐馆和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涌现的还有提供因特网服务的新公司，设计工作室和艺术画廊。内伦敦的人口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也在不断增长，估计至2026年将会增长至少17%。反观巴黎的，它的郊区一直在扩展，人口却在不断减少，根据法国中央统计机构INSEE的数据，至2030年，巴黎人口数量将会降低3%。法国的出版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甚至使用了以下的标题：“巴黎睡着了”和“巴黎正走向死亡？”

　　实际上，伦敦市政厅的官员并不认为这两个城市具有可比性。Livingstone的经济顾问John Ross对类似讨论嗤之以鼻，“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正在与巴黎竞争，因为，我们向来都是胜者，我们的目标是向纽约看齐。”

　　应对混乱局面

　　1992年，欧洲国家签署了马城条约，启动欧元计划。伦敦的银行家曾一度担心会落后于巴黎和法兰克福，失去未来在欧元区的金融中心地位。最初，伦敦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还远未确定。当时，法国的文化部长Jack Lang是一位冷酷，喜欢穿圆高领服装的社会党人士，他主张用玻璃和钢铁振兴巴黎；而他的英国同侪则忙于组建“国家遗产部”。那时的伦敦，街道拥挤，河岸景色单调，没有可口的食物，连咖啡都让人难以下咽。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答案是：很多。1986年，由于金融服务部门违规操作引发金融大爆炸，驱使国外投资进入伦敦城(虽然此后的几年金融市场持续震荡)。1997年当选的工党政府利用稳定的经济管理和维持较低的公司税，收入税等方法来保证伦敦的吸引力，虽然非定居人口的缴税比例相应会提高，但相比法国标准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也非常注重首都形象。工党政府在艺术投资上毫不吝啬，并且废除了不允许私人赞助兴建画廊和博物馆的规定。通过这些举措，政府帮助伦敦摆脱了英国固有的冷漠形象。设计大胆的现代建筑正式宣告伦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城市。

　　也许，伦敦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在政治上选择了一个属于中间派的指导信条：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改变。大伦敦集团总裁Tony Travers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时认为，“伦敦的繁荣不是因为它已经解决了交通问题，也不在于它的城市治理，而是因为它打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现在，伦敦唯一具有英国特色的地方，就是它对混乱的忍耐力了。伦敦紧随着全球化浪潮成为了一个国际化城市，而巴黎仍保留着“一成不变”的法国特色。

　　自1997年来，一共约有70万国外出生的人在伦敦安家，居住在伦敦的国外出生人口占该城市人口总数比例已经超过30%。若不计非法移民，居住在巴黎的外国人则少得多(约占总人口14%)。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接受了较好教育的移民，不论来自印度还是波兰，他们的目的地都是伦敦。(根据OECD最新的一项研究统计，英国吸引了更多的技术型和专业人才型移民：他们中35%都有大学学历，而法国移民中这个比例只有18%。)一些新兴时尚地区，如Hoxton和Shoreditch所进行的充满活力的改革，不仅仅因为物业价格飙升所起的刺激效应，同时还要感谢伦敦所倡导的世界性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混合也发挥了促进磨合和更新的作用。“创新型的人才追求的不是中庸路线，”Travers说“他们磨刀霍霍，希望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睡美人

　　最近，在巴黎漂亮的第八区，邱吉尔大道的两侧，两个正对着的大型公众设施重建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马路的一边，工人们正忙碌地修葺大皇宫1.49万平方米的玻璃穹顶，这座建筑当初是为1900年的万国博览会所建的。马路的另一边，施工人员正在为整修小皇宫搭建脚手架。每个工地都被大大的布告板包围着。第一块写着“国家正在修复大皇宫”，另一块针锋相对，写着，“巴黎城市大厅正在重修小皇宫”。他们就是在这种骄傲和对立的热情中维护着这个城市的文化遗产，这两条告示看上去都做出了一个声明：为了保护巴黎的历史，花多少钱都值得，钱从哪来？自然是要老百姓的腰包了。

　　如上所述，如果说这些年来，伦敦被打上了锐意创新的标记，那么巴黎似乎更喜欢保留传统。当伦敦试图通过一些新的—虽然经常存在争议的—建筑项目来标榜自己求变的愿望时，巴黎这个“不夜城”似乎更注重将旧有的建筑翻新。这样做的效果也不俗：建筑物，林荫大道和巴黎中心的桥梁都闪烁着光芒。清洁车队不分昼夜地洗刷着建筑物的表面；博物馆的泛光照明灯让巴黎的夜空变幻出神奇的色彩。

　　但是这种对固有的雅致的偏好，好像促使了保守主义的滋生。“在城市规划方面，巴黎沉寂得太久了，”法国商会(一个游说议员者组织)主席Thierry Jacquillat说，“伦敦通过现代前卫的建筑留给世人充满活力的印象，而这种活力却无法在巴黎找到。”

　　对于一些巴黎的居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除拉德芳斯区外，投资者原计划在巴黎西部商业区兴建一系列设计精美的摩天大楼，但这样的改变在这座城市总是不受欢迎，在市区兴建高楼对于巴黎市长Delano？来说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他更愿意把这些高塔建在城市外围。实际上，最近，巴黎市政厅正在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展示1907年之前的早期彩色照片，这些照片提醒了人们巴黎曾经是多么小的一个城市—从它的新艺术风格的地铁符号到街角的咖啡店—巴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保守其实是符合法国传统的。这个强大的国家一直试图保卫法国的生活方式。例如，巴黎所有的小面包店都售卖新鲜烘烤的传统法国长棍面包，而制纸公司使用的信笺都会印上公司的水印，装在用丝带捆扎的皮革盒子里。这些商业传统因为风俗和品味得以保存。但是，它们的存在也依赖于受严格控制的零售业的支撑，譬如行业规定：高级百货商店所售商品不得低于成本价。一直以来政府—包括现在的政府—已经向那些极富斗争精神的出租车司机游说团投降，不敢批准新的营业执照。这一政策终于让出租车司机们安静了下来，但要想在巴黎的大街上拦到车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没有传统可保留时，革新会变得更容易。由于无美食传统需要坚持，伦敦的餐厅先锋们才能大展拳脚。由于泰晤士河没有塞纳河畔完整，优雅的景观，伦敦才可以接受设计大胆的建筑。巴黎也有过大胆创新的时候，法国总统委托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建造了一座玻璃金字塔，但是，此举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此后，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如，拉德芳斯区的大门塔，法国国家图书馆—都挪到了更外围的地区。

　　但是，若说巴黎像一潭死水也不公平。巴黎市长Delano？反驳了外界评论，“说巴黎是一座像博物馆一样静悄悄的城市简直就是歪曲事实，一个城市需要尊重它的传统，但同时也需要为后代留下更多的遗产。”他指着巴黎索菲特大酒店，一座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经过翻新后增加了一条名为“西蒙·波娃”的环形步行桥，横跨于塞纳河上。Delano？先生还大力推行Vélib租车计划，在巴黎的1450个街角，游客或市民都可以很方便地租到自行车，这一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一条新修的电车轨道，加宽了的公交车行车线和周末步行街的出现，人们发现Delano？在让巴黎变得时尚之前，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巴黎更符合生态城市的要求。

　　然而，正如萨科奇所遗憾的，巴黎看上去依然缺少伦敦所拥有的活力。Marc Levy是一位法国小说家，却选择在伦敦安家，他认为巴黎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上的保守态度对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巴黎缺少勇气，不愿意冒险，”他说，“当周围的环境都趋于保守时，你怎么可能会有创新的念头呢？”

　　大胆的代价

　　伦敦奉行的无秩序，放任自流的政策，也有其弊端。从任何意义来说，伦敦都正在变成一个发展过度的城市。伦敦的经济比巴黎更依赖于金融服务业，而这个行业对全球的金融波动非常敏感，例如现在的信贷危机。这也让伦敦的物业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根据高纬公司的调查，现在，位于伦敦西端的商业办公楼租金是全世界最贵的，比巴黎同级写字楼每平方租金贵2倍以上。伦敦和巴黎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商品房的投资热点地区，但是，根据城市土地利用研究院和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今年，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大有取代伦敦和巴黎之势。伦敦可能会支持启动更多的新项目，但是也有许多项目中途夭折了；每年有多少新餐馆开门迎客，就有多少老餐馆关张大吉。

　　对于它的居民来说，伦敦已经沦为了自己成功背后的牺牲品。根据UBS研究显示，在11个城市和地区中，伦敦击败了纽约了巴黎，已经成为世界上房租和食品价格最贵的国家。首次置业者由于购买力不足而被排挤在市场之外，而物业由于定价过高以致无人问津，只能成为人们在餐桌上的谈资。根据最新的市长办公室调查结果，伦敦人对住房成本的关注度胜于其它任何东西。

　　伦敦的扩张计划也一度失败。伦敦于2000年设立了市长职位，Livingstone当选后，通过征收交通拥堵费及加大公共交通方面的投入，暂时缓解了城市道路拥堵情况。但是，这种改进很短命。由于融资失败，地铁现代化项目变得一团糟。经过数十年的争论，终于达成协议，建设一条连接东西郊的快速地铁(伦敦横贯铁路，Crossrail)，但是项目动工时间不会早于2017年，而且工程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巴黎多年来都一直享受着由5条快速地下城铁组成的交通网络带来的便利。)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也是拥挤不堪，即使新的5号航站开通也不能起到太大的缓解作用。

　　伦敦的公立医院，外科诊疗室和公立学校都已不堪重负。但私立学校，医院的学位，床位却都是替富人保留的。作为整体来说，伦敦正在繁荣发展，但是并未能完全消灭贫穷，在穷人聚居区经常会有青少年持刀伤人和枪击事件发生。事实上，Livingstone坚持说，他渴望主办奥运会并不是因为运动会本身的魅力，而是希望利用中央政府的拨款，让伦敦东部边缘那些破败的地区重新焕发活力。

　　虽然巴黎采取了干涉主义政策，但是仍未能保护它的民众远离贫困。在过去的10年间，巴黎住房租金成本飙升。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都搬了到了租金更便宜的郊区居住，使得留在城中的居民两极分化更加明显：富人住在漂亮的市中心，而严重贫困的非裔居民则住在东北部的生活区。索邦偶尔会爆发由学生发动的骚乱，但是，现在，这些人无一能承担得起在索邦的生活费用。最重要的是，由于2005年爆发了3周的骚乱，巴黎对穆斯林聚居的郊区的行政管理权已经被削减。另外，一些房地产公司的失业率达到了50%，比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还多。市长Delano？的巴黎环形路(the périphérique)提案也毫无进展。此外，巴黎每个郊区都由自己的区长管理：另人吃惊的是，全法国这样的行政长官人数多达1281位。

　　吞并郊区

　　这种行政分治附带着一种毫无用处的符号。“我们是从9-3来的，”这是巴黎北部郊区塞纳-圣德尼的房屋上常见的一句话，“9-3”是该地区的邮政编码，“而不是巴黎。”后面往往会补充这么一句。这些小的权力结构也拥有决策权，在党派间无止境的政治争论中，它们并非无足轻重。商业巨头Fran？ois Pinault原本打算在巴黎的市郊建造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最后被这种政治争论折磨得灰心丧气，他把自己的收藏全部带去了威尼斯。

　　政治家开始提出在巴黎建立统一的城市加郊区结构的想法。法国总统Sarkozy，右派的中坚代表说，他希望能在3月的市长选举结束后建立一个“大巴黎”。而代表左派的巴黎市长Delano？，也提出了建立“巴黎都市”的计划。他们是否逾越政治分歧，合作达成目标，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现在的情况是，右派指责左派预谋吞并郊区；而生活在豪华地段，比如，Neuilly的居民，害怕这种合并，认为只是巴黎借机瓜分他们的税收收入的阴谋。但是，建立“大巴黎”的计划既可以让巴黎顺利扩张到郊区，又可以让巴黎在历史保留区之外，呈现出更新的一面。

　　对于伦敦来说，投资分红，公司利润和就业环境并不乐观，周边环境也比前几年变得更加沉闷。虽然这座过度发展之城以前也经历过消沉，但终究又起死回生。在许多方面，伦敦面临的更大挑战是要满足那些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没有受益的人的需求，以及处理一直以来存在的分配不均问题。其中一项测试就是，伦敦将如何利用奥运会，来振兴东部地区，西部的富人对举办奥运会反应都很冷淡。无计划的征地，拥挤的人群，狂热的氛围，偶发事件：不论喜欢与否，伦敦将由一股自然的能量推动着继续前进。最后，“篡改”一句Samuel Johnson的名言，“当伦敦让一个人感觉乏味的时候，他总是可以选择走开，并在巴黎找到一顿‘三星’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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