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前卫建筑

  城市规划师Edmund Baco曾经说北京“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作品”。他20世纪30年代到北京时,还能看到这座城市——从四周环绕的城墙到城中心的紫禁城——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的,城市呈巨大的几何形,对称而精确。胡同、寺庙和皇宫是北京城的基本元素。胡同构成了城市的主要肌理,胡同巷子两旁建着四合院;紫禁城也由迷宫般的院落和巷子组成。当年的北京是一个整体。

  北京不会永远不变,它的确变了。毛泽东想把北京变为工业和政治中心,于是建起了工厂和呆板的政府大楼。但现在,毛泽东的北京城几乎与紫禁城一样成了陈迹。工厂搬迁到了郊外,取而代之的建筑重塑了城市的天际线。就天际线而言,北京不同于上海和香港:上海迷恋高耸的建筑;香港的建筑则密集拥挤。北京到处是塔楼,多数设计平庸,有些则显滑稽——某前市长坚持新建筑要有中国特色,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有的建筑安了佛塔塔冠似的房顶;但是有五六座可跻身于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建筑之列。北京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建筑要强力吸引世界的目光,其结果是把北京变成了一座醒目的、明显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一个爆炸性无情开发与嗜好前卫艺术的混合体。北京今天表现出的残酷无情与毛时代如出一辙:如果历史妨碍了开发,它就对历史失去耐心;但北京不认为自己应该像上海那样被单纯地界定为发展的城市,也不认为自己像迪拜那样完全是人造景观。我最近访问北京时,建筑师Ole Scheeren对我说:“我认为北京有着惊人的强韧,能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历史,同时又不失个性。”

  Scheeren与Rem Koolhaas合作设计了北京最被热心期待的建筑——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这座地标式建筑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完工,它尚未完工就早已世界闻名了。这座巨型的钢和玻璃结构是摩天大楼的眩目变种,其巨大的体型不是为了凌驾众小,而是为了吸引目光。大楼内的办公空间将超过中国的任何建筑,几乎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办公空间一样多,但与其他摩天大楼相比,它显得较为低矮,只有五十一层。从远处看像一座巨大的拱门,实际上它是一个连续的环,有点像方形面包圈。作为办公空间的两个垂直部分以不稳定的姿态向内倾斜,并由两个水平部分联结起来;水平部分内是电视制作设施,其中一个建在地面,另一个安在顶部宛如天桥。当你走近它时,会看到每个水平部分由两个互为直角的单元组成。顶部有十三层高,戏剧性地由悬臂支撑悬空挑出于530英尺(约161米)的高空,它像个俯视你的和善机器人。有的北京人把这座大楼戏称为大裤衩,它新奇的外形需要花些时间才能理解;当你经过它时,它似乎又变了。Scheeren说:“它有时看上去大,有时看上去小,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强,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弱,它表达的不再是单一的形象。”

  你可能会认为,像大量Koolhaas的作品一样,这座大楼既是建筑作品也是炫技之作,但它显示了一种安静的壮美。这种美一部分来自其玻璃的颜色,柔和的灰色近乎完美地呼应了北京阴霾的天空。在玻璃周围,大楼钢结构的对角线网格清晰可见,在结构压力更大的悬臂处,网格更加密集。Scheeren告诉我:“我有个奇想:在灰蒙蒙的天空映衬下,大楼表面的玻璃会从视线中消失,你将只看得见黑色的网格。”

  像央视大楼一样,一个由纽约建筑师Steven Holl设计的新开发项目——相互连接的公寓楼群——大胆前卫,如果建在西方国家的城市难逃折衷妥协。而且,像央视大楼一样,它最显著的特点是高悬空中的桥——或者应该说是桥群。Holl已建了八座方形塔楼和一座圆形塔楼(塔楼内有一座饭店),每座塔楼大约20层高。这些民居塔楼都有一样的铝制网格状外观,后置的方形窗户镶以亮色边框,Holl说他采用了佛寺的颜色。围绕居民区呈环状分布的塔由一座座桥串联起来,这些罩在玻璃里、或高或低的桥,在整个楼群的上空构成了公共或半公共的街道。有些桥始自一层止于另一楼层,因此上楼下楼时可以走空中山坡般的斜坡。每座桥内部都有一些供住户使用的服务设施——健身房、餐馆、书店。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游泳池,它给人的感觉像是飘浮在十七层楼高的北京半空。

  把街道建在城市上空,其设计意图是打破高层建筑常常带给居住者的疏离感,吸引居民在楼群里四处走动。我们在项目工地漫步时,建筑工人正开始为钢桥封装玻璃,Holl北京工作室的设计师Hideki Hirahara对我说:“在北京,出门就意味着乘出租车、交通拥堵和污染,我们打算在这个建筑群里创造出城市的全部功能。”

  从桥内向外观景或者从外面欣赏桥群都令人叹为观止。你可以想象在空中从这座塔走到另一座塔该有多么诱人,那种感觉是在地面喝咖啡无法相提并论的。这种为无街道城市所作的聪明设计,也等于承认了以街道为基本元素的传统城市规划在北京的式微。作为把前卫设计应用于高层建筑的一种尝试,这个开发项目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它与快速发展中的北京郊区到处可见、建有大门的居民楼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古老胡同的二十一世纪版本相当于摩天大楼郊区。你开车到那里,然后每次外出都要开车——恰好是美国规划师近几十年来一直想要避免的模式。

  明白了在这一点,看到另一件西方建筑师在北京的昂贵作品与环境格格不入,你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法国建筑师Paul Andreu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是一座镶着反光玻璃的卵形建筑,居于人造湖中,设计意图是让它看似漂浮在水上;它甚至没有门,以免干扰其造型的纯粹感。你从湖边向下走到低于地面的广场,穿过一条水下隧道,再乘自动扶梯进入卵形大厅。巨大的弧形屋顶下建有三个大厅,置身其中令人激动;但总的来说,入口处的戏剧厅显得傻气、笨重。中国人称这座建筑为鸟蛋。

  当地人说北京是在“摊大饼”。从1991起,北京年均新增人口30万,截至去年年底,北京人口大约达到1700万。北京老城区(行人和皇家活动区域)的框架不利于建造现代城市。常规街道太少、相隔太远,传统的城市街区不多。在多数人以自行车代步的年代,城区不适合汽车行走还不成其为问题;现在中国人有车了,北京从一座散发着古典气息的城市蜕变为休斯敦(Houston)似的现代都市。我三年前来北京的时候,我感觉发展的冲动将导致它重复美国城市所走的弯路。现在这种迹象不那么明显了。北京依然拥挤、污染、杂乱扩张,但新的建筑设计远不是在重复美国的错误,而是超越了多数美国城市所希望或所能够做到的。新建筑影响着城市的情调:人们议论新建筑,而且无论赞成与否,他们都承认如此大胆的建筑不可能有机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建造。

  北京也开始逐渐谈论历史保护。王军——39岁、生于中国西南的记者——成了北京城的Jane Jacobs(直言不讳、保护老城区和传统街道的倡导者)。“我刚参加工作时,正是北京拆迁最狂热的时期。”他告诉我:“我作了许多调查,市府官员很不高兴,这更促使我继续调查,官员们就更不高兴了。”王说,现在市府官员邀请他参加曾经不让他参加的会议,市政府开始出资翻修一些胡同,几年前这些胡同都在拆毁之列。

  有些城市规划专家认为,王军的观点有怀旧的味道,而北京面临的挑战是开发一种新的都市模式。“在中国,要想跟上快速发展的步伐,造大型建筑是唯一的办法。”在北京的荷兰建筑师Neville Mars对我说:“欧洲模式的城市化已经过时,中国就是明证。北京布局散乱,我们如何才能把它修补回一个整体?中国人看似操控着局面,但形势发展之快已超出任何人的掌控。”

  然而,开发商最近已开始领悟老建筑的魅力,至少对于快速上升的职业阶层有吸引力。SOHO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北京开发了大量现代民宅和商业建筑,是业界的佼佼者。该公司正在开发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商业街,这条街将环绕保存和重建的胡同区而建,堪称北京版的波士顿法尼尔厅(Fanueil Hall)。与丈夫潘石屹一起管理SOHO的张欣告诉我:“被破坏的太多了,现在让我兴奋的是保住那些还幸存的。”不过幸存的也不多,多数新建筑都得从头干起。张说:“中国人不喜欢旧东西,他们样样求新。如果有人从月球来,他们会以为这里是个比美国还年轻的国家。”停了一下,她又说:“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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