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识结构与文革、监狱有关

　　人物周刊：我听你的很多表达，觉得是在一个学术立场进行发言的，能否介绍一下你的知识结构？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政治，比如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90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800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涉及经济项目的一些赞助和活动，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奖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更多关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机制、企业管理，我们也会有很强的支撑。我们也寻求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等等，共同做了很多企业论坛之类的活动。

　　因此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仅从一个行业，而且更多地从国家政策和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人物周刊：其实我这么问你，主要意思是想说，你是从文革过来的，你知道文革是造反喊口号，中国人大多都是这样子的，永远是很轻易地去行动、去表达、去造反，去破坏，很少有人谨慎地思考，谨慎地说话。比如说有些人骂你，就完全不考虑逻辑和原因。我关心的是，你后面的这种思考方法是从哪儿来的？

　　任志强：我们的想法恰恰是从文革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有很多教训，我们有很多失败，那时候很盲从，比如认为共产主义要来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我们经过这些盲从以后，发现不能盲从，我们才开始倒过来说，我们必须有数据做支撑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学完法律以后，就会要求所有东西必须有根，法律最讲究证据。我的证据是什么？我的数据就变成法律上的证据，要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必须从根儿上抓。经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不会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了，我们后来会倒过来想问题。

　　人物周刊：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否定和重构，是一个很清晰的反思过程，自己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蒙昧之中。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来源于我蹲了一年多监狱。那个叫看守所，95年的时候。我后来被无罪释放了。那个时候在看守所里只能看法律的书，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大家要辩护，要请律师，所以他给你提供了法学书。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把法学概论从头到尾背下来，因为一年多的时间就看两本书，没有其他的书。当然现在我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根子上的东西存在脑子里了。后来我就又在人民大学读了个研究生。

　　人物周刊：人民大学学习花了多长时间？

　　任志强：实际上我学习的时间很多，但听课的时间很少。我大概自己亲自上课只上了两堂课，论文是我写的，学习知识很多是别人替我去。严格说起来我是一个冒牌的学生，很多人是替我听课，听课后把录音带拿回来给我。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上课，然后我来听录音带、看书、做作业，大部分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有点像美国的教育，只要你的学分，不看你在不在课堂，你要能拿录音学会了也可以，像电视教室一样。

　　人物周刊：加上你的实践经验，你可以融会贯通了。

　　任志强：有人说是假文凭，但实际上我真正学到了东西以后，我不在乎这个。现在叫做在职研究生吧？是没有硕士学位的，我也不需要学位，我最主要学东西就行了，我也不需要这个牌子。我本身已经有工程师职称、中级职称了，不需要说非要标榜自己是个博士生、研究生之类的，但是我学到东西就够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开同学会的时候，大概只有4、5个学生认识我，因为我去课堂的次数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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