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借助企业经营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更多地发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的常识、法学的常识,他的一生,可能都只是为了常识而战。
我们承认,在决定采访任志强之前,我们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这就是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热点,去做一次平静的对话。
我们曾经阅读过任志强大量的言说,以及围绕这些言说,我们的受众针对任志强展开的大量语言攻击。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任志强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他试图说出一些市场的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一些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然而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某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攻击便接踵而来。
任志强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
比如我们发现,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有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陈东升、毛振华等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礽,他们有过数据文献的学术训练。但任志强几乎没有正式上过大学,他唯一的一次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承自己没有进过几次课堂,不是一个好学生。可是听过任志强演讲的人应该能发现,他的每一次严肃的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他绝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
比如我们发现,到今天为止,任志强仅仅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的任免并不来自股东,与他个人的产权意义没有关系,他只是政府组织任免程序中的一个步骤。可以这样说,单纯从经济人的理性看,属于国有产权管理人的任志强,他的话语系统应该是政府式的、计划经济式的、行政指导式的。但我们看到,任志强的所有言说却都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这就是问题所在。一般意义上,屁股总是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就是一个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
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对公平的追求,或者对财富的天然警惕,他们将任志强看成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但看来人们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他们对任志强展开进攻,似乎是找错了对象。以制度论,任志强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为什么任志强一直不在企业制度意义上发力,当更多的人想方设法让企业产权自然人化,让国有企业股权私人化,为什么他却反其道行之,想方设法让华远集团公司成为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考量,对于任志强而言,这究竟是一种退步还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狡黠的社会潜规则,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理性妥协?
还有,既然任志强只是一个国有企业的代言人,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却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任志强这里,我们的确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他一直都是一个直言直语、快意恩仇的男人。
看来,任志强的价值追求的确不被人们理解,他可能更热衷于思考,热衷于思想传播,追求财富并不是他人生的第一主题,甚至打造一个百年经营的大好企业都不是他的第一主题。他只是借助企业经营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更多地发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的常识、法学的常识,他的一生,可能都只是为了常识而战。
现在,我们坐在任志强的对面,听他讲述这一路的风景。从文革早期的造反到后期的迷茫,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服从到今天的市场行为,从官员到企业,从企业到学院,甚至从监狱到写字楼,任志强可能一直都在否定,或者是否定之否定。
这样的人生路径太有意思了,在一片盲从中走过来的任志强意识到了盲从的危险,所以当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他拿起他正在阅读的两本书给我们看,一本就是《乌合之众》,另一本则是《身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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