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喧哗与骚动

  重庆,到处弥漫着欲望,充满黑色幽默,让人抓不住中心。

  我们的内心,仿佛在蛛网般密集的都市高架桥上狂奔,眼神迷茫,不知去往何处。

  码头上,暮色降临的时候,站在朝天门码头上,会看见重庆这个城市的“真身”。嘉陵江在此与自西而来的长江交汇,浑浊的黄水与长江的清流拥抱在一起,往下游滚滚而去。两岸的照明灯把长江照得通体透亮,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轮循环播放着让人怦然心动的广告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好耍不过重庆的金碧辉煌。”——“金碧辉煌号”游轮推出的业务是“两江游”,船上有茶水和晚餐出售,门票10元一张。

  码头上,很多孩子在戏水,两个只穿一条裤衩的成年男人攀着钢缆抽烟聊天,更多的男人在靠近岸边的江水里起伏不定;操着广东口音的小贩试着向每一对情侣推销孔明灯,若是成功,他会帮你点燃,陪着你看它缓缓升空,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一群少年在狭窄的石梯上玩山地车,眼看将要冲撞迎面而来的行人,却迅即从斜坡上滑了下去,或双手提着龙头跃上另一级台阶。广场人头攒动,老人组成数个方队,跳舞、健身,情侣坐在石凳上窃语,年轻的母亲推着孩子散步,棒棒、保安和外地游客填满了这里的每一寸空间,他们周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风和震耳欲聋的各种噪音。朝天门码头是城市草根阶层的天堂,虽然作为城市中心的解放碑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是对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里似乎有着更多乐趣。也有更时尚一点的去处,那就是能把江景尽收眼底的“屿咖啡”和“锦瑟画廊”。“屿咖啡”是一位留法归来的建筑师和一个重庆美女合开的,本地文化名人常会带外地朋友去那里坐坐,在撑开的阳伞下享受夜色:“锦瑟画廊”则因观者寥寥,索性很早就关了门。

  只要不是阴冷的冬季,在朝天门码头上,你都能看到最典型的重庆世相。重庆直辖之后城市发展很快,到处都建起了商业区、欧式一条街,各种高档品牌专卖店内也是人群拥挤,但在老一辈重庆人的记忆中,围绕着码头和城门展开的市井生活,似乎更能代表老重庆的滋味。

  旧时重庆人的生活,多半是围绕城门展开的。过去重庆城门有“九开八闭”十七门之说,1927年,为拓展重庆的城市空间,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主持成立了新市区管理局。此后,重庆城墙纷纷被推倒,封闭的重庆城从此由狭小的渝中半岛向外扩展,逐渐演变形成了重庆市区现在的规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有东水门和通远门。

  东水门在渝中半岛正东,城门并非正对江面,而是朝向北面,清朝之前去南岸采买郊游或往来滇黔的旅人,都得穿过东水门,去码头乘船,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人烟稠密、街市繁华。当时重庆的八大会馆,就有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和江南会馆建在此处。不过两个重庆也有相遇的时候,在原址上重新修复起来的湖广会馆、沧白路的洪崖洞商业区和整修之后的通远门,就是这样的尝试。既保留了老重庆的韵味,又有了新重庆的时尚气息。

  这就是重庆,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新旧杂陈,不乏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现代之城。

  “下江人”在重庆长航工作了一辈子的周芝文快满80了,但仍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每年都要独自外出旅行,最远的地方去过香港。他原籍湖北秭归,这个地方向来以出产优秀船员著称,因为长江到了这一段滩险浪急,靠江吃饭的人,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但这并不影响秭归人对长江与生俱来的感情,孩子们从很小开始就和大人一起弄水,等到年纪稍大,就可以上船谋生了。

  他十几岁就在民生公司的“江川号”上当船员,当时像他这样的中国船员,主要的工作就是给船上的外籍船员当服务生,被称为“西崽”。外籍船员相对比较空闲,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坐在甲板上闲谈。在漫长的旅行中,他们讲曾经去过的城市和那些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一边喝酒,直到傍晚来临,天气渐渐凉下来。

  从这些外籍船员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周芝文发现这个世界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偶尔,也有一些有身份的陌生外国人随船旅行。他们从上海或南京上船,沿着长江一路上行。在炎热的午后,他们躲在客舱中喝加冰块的酒、午睡。当船进入三峡,他们会来到甲板上,拿着蔡司相机相互合影,站在甲板上大呼小叫。

  一艘在长江上循环往来的慢船,成为少年周芝文的全部世界。

  有时一觉醒来,外面是繁华的上海码头。花花世界的声色犬马让他困惑,也让他惊奇。也有时候,船停靠在灯火稀疏、人烟寂寥的乡村码头。船在不同的城市码头靠岸,周芝文也渐渐熟悉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他甚至能惟妙惟肖地说汉口、南京、上海等地的方言,当他在不同的城市操起当地话和别人交谈时,没有人能看出他是一个外乡人。

  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周芝文还能回忆起:在汉口某条热闹的街道上,他买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钢笔;在南京一个不起眼的小铺子上,他掏钱给年轻的妻子买下胭脂盒;在上海,出于好奇,闲逛时他送给自己的礼物是一包骆驼牌香烟。那时,他已经很“有钱”了,每个月领薪水的时候,都要用桶去装——解放前夕货币贬值,金元券、银元券成为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周芝文后来在重庆安定下来,他的子女也都进了长航,他的一生注定与这个长江中上游的城市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都认为重庆人嗜辣,因为这个城市以火锅全国闻名。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周芝文大女儿家的餐桌上就以淮扬菜为主,口味清淡,招待客人也常常是绍兴黄酒。原因很简单,女婿父辈也是来自江苏的“下江人”。

  “下江人”是重庆人对抗战时期来重庆避难的江浙、两湖人的称呼,后来把全国各地迁入重庆的人也统称为“下江人”。从1937年开始,中日两国战事日紧,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携家带口避入重庆,至1945年,也就是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战时陪都”那段时期,重庆市区人口已从之前的12万猛增至120多万。周芝文女婿家就是这百万人流中的一户普通人家。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重庆,大量的抗战物资、工厂和学校内迁,同时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其中还有大批量的高素质人才。当时的西南联大,就在沙坪坝一带办学,还有更多的国内名校分布在重庆及其周边县城之中。作家汪曾祺、史学家唐德刚都曾回忆他们在磁器口茶馆中读书的学生时代,史学家黎东方为了谋生,甚至不惜放下教授的身段,在茶馆中开讲《三国演义》;还有更多的文化人寄居在沙坪坝一带,如老舍、冰心、梁实秋、丰子恺、徐悲鸿,而位于解放碑的“国泰大戏院”,则短暂拥有了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陈波儿、黎莉莉、赵丹、白杨、蓝马、金山等一大批明星,每到雾锁山城,日本敌机无法狂轰滥炸的季节,市民们就蜂拥至戏院看戏,这样的盛况在当时被称为“雾季公演”。

  抗战胜利后,很大一批“下江人”留了下来,融入这个城市之中,他们的后代,就成为了地道的重庆人。

  “水流沙坝”重庆城战前的重庆,偏居西南一隅,算不上繁华。虽然立城千年,历史悠久,但因地域限制,鲜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直到1891年,重庆辟为商埠,当时的长江流域被划定为英国势力范围,各国商船和军舰从此可以在长江上畅行无阻,也正从这时候开始,才不断有西方人和日本人得以深入中国内陆腹地,撩开这个西南重镇的神秘面纱。100年前,从上海乘船逆长江而上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巴蜀旧影》中写道:“重庆之外国人,几乎只有五个国家的人。即日、英、美、法、德,虽不能与上海28个国家的人杂集相比,但作为四川唯一之开放地区而言,也可以说是微之又微。”

  这些先期进入中国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除了使领馆人员之外,就是经商、传教或被长江沿岸各县聘为学校教师。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了,西方人留在重庆的痕迹已经不多,仅有的几处多集中在长江南岸。著名的法国水师兵营如今被改建成了一个有怀旧风的酒吧,是中产阶层出没之地,德国使领馆则在风景区南山上面,周围绿荫环绕,视野开阔,推窗即能看见长江。不断有游人路经此地,站在落地窗前朝里张望,临走照例会感叹一句:“这别墅修得有味道。”

  对重庆来说,长江就像一条文明的走廊,不断有人进来,带来更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不断对这个城市产生影响,改变这个城市的人口基因(重庆多美女即与此有关)、文化基因,使她与中国西南别的城市气质迥异,但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城市面目模糊,用重庆本地话说,这里只有一种“水流沙坝”的码头文化,简单、粗率、很少积淀,以致她既没有上海的海派风度,又没有成都人对“雕刻时光”的耐性,更缺乏她所羡慕的香港味道。

  重庆就像一个时光的中转站。一边是高楼林立,时尚男女在奢华的商业区进进出出,似乎能听见他们兜里回荡着金币碰撞的响声;一边是老街深处的青石板路和沿途为棒棒和低收入人群所占据的小旅馆、小饭馆、理发店、旧书铺。不过这两种生活并非泾渭分明,对很多如今坐在全江景写字间里上班的人来说,高楼背后那片低矮的老街里,就有他们对童年的全部记忆。

  但重庆人似乎对帕慕克所谓的“呼愁”越来越没有兴趣——“我所说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双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抱怨经济危机过后男人理发次数减少的理发师;在鹅卵石路上的车子之间玩球的孩子们;手里提着塑料购物袋站在偏远车站等着永远不来的汽车时不与任何人交谈的蒙面妇女;博斯普鲁斯老别墅的空船库;挤满失业者的茶馆;夏夜在城里最大的广场耐心地走来走去找寻最后一名醉醺醺主顾的皮条客;冬夜赶搭渡轮的人群;还是帕夏官邸时木板便已嘎嘎作响、如今成为市政总部响得更厉害的木造建筑;从窗帘间向外窥看等着丈夫半夜归来的妇女;在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朝圣油的老人;数以万计的一模一样的公寓大门,其外观因脏污、锈斑、烟灰、尘土而变色;雾中传来的船笛声;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傍晚空无一人的市场……”他们喜欢新的、时尚的、酷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怀念过去,对他们来说,如果必须要怀旧,他们唯一的选择也许就是火锅,这大概是唯一能够唤起他们温情的一种属于重庆的记忆。他们每个人都想买龙湖的大房子,开奔驰宝马,去“得意世界”(酒吧街)无限制地开洋酒畅饮——重庆籍导演张一白说重庆是“停电的香港”,而重庆的年轻一代最想复制的也许就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哪怕打个折扣也可以。所以,就我的感觉来说,重庆有时候的确就是《疯狂的石头》中的那个城市,到处弥漫着欲望,处处充满黑色幽默,让人抓不住中心。我们的内心,仿佛“黑皮”在蛛网般密集的都市高架桥上狂奔,眼神迷茫,不知去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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