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挂”背后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国出口高估的可能性不大,反而美方进口数据统计低估可能性更大。
沈建光 2020年中国出口在疫情冲击下表现超预期,对美出口更呈现出大幅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0年三、四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7.6%和34.3%,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从2019年的16.7%升至2020年的17.5%。
然而,相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增长,美国口径的自华进口却表现平平。从增速看,2020年三季度美国自华进口零增长,四季度的10月、11月即便分别提升至11.5%和23.1%,也依旧远低于中国口径(见图1)。从金额看,美国口径自华进口高于中国口径对美出口的局面也首次被打破,出现“倒挂”。数据异常的背后,是技术偏误还是另有他由?以下是笔者的分析。
图1 中国口径对美出口增速远高于美国口径自华进口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USITC,京东科技
贸易统计数据偏误探究
基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美贸易数据长期存在差异。从以往经验看,美国海关报告自华进口规模往往高于中国海关报告的对美出口规模,一般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价格口径差异。一般进口国统计的是到岸价(CIF),出口国统计的是离岸价(FOB),前者比后者多出成本费、保费和运费,约占货值的4%—5%。二是转口贸易统计方式存在差异。如中国内地借道香港出口给美国的贸易,在国内统计中记为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但在美国统计中则追溯到自中国内地进口。三是企业可能虚报出口,以隐蔽转移资本或骗取出口退税。四是长途货运造成的时间差以及使用汇率的不同,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中美口径差异,但理论上不会造成系统性扭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3月以来,上述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口径的数据连续8个月高于美国口径,为历史上首次(见图2)。反常背后,中美统计何处出现了偏误?
图2 美国口径自华进口一直高于中国口径对美出口,但2020年这一关系翻转
资料来源:CEIC,海关总署,USITC,京东科技
首先,在笔者看来,中国出口高估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2020年中国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国内与海外利差加大,资金流入中国的态势明显,通过出口绕道资本流出的动机下降。另一方面,倘若中国企业有动机高报出口,则结果会导致中国对多个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的共同上升,而非单独体现在对美国出口高估;但实际上,2020年中国对德国、法国、加拿大、东盟等地的出口均未出现类似贸易数据“倒挂”现象。
其次,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数据矛盾,美方进口数据统计低估的可能性更大。
一是2020年美国商品供需缺口扩大,但进口数据并未出现显著上升。一般而言,消费需求由国内生产和进口来满足,当国内生产落后于需求时,往往依靠进口来填补,故进口被视为调节供需不平衡的“稳定器”。历史上,美国商品零售增速大多位于消费品生产指数和进口增速之间。2020年疫情暴发后,美国消费品生产受到限制,但商品零售在强有力的需求侧刺激下迅速回到0以上,导致供需缺口扩大。例如10月美国消费品生产同比下降0.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8.5%。然而,美国同期的进口增速却不足1.9%。显然,如果进口没有大幅增加,商品零售的高增长就失去了支撑(见图3)。
图3 数据上看,疫情期间美国进口无法填补供需缺口
资料来源:CEIC,海关总署,USITC,京东科技
二是中国占全球各国进口份额普遍上升,唯独占美国的进口份额变化甚微。2020年,中国率先从疫情中恢复,二季度经济便已回到正增长;与此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造成海外大部分经济体产能下降——世贸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下降10%左右。在此背景下,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从近年均值的14%快速提升至17%以上;但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供给明显受损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却几乎维持在18.2%不变(见图4)。从品类上看,除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织物、塑料制品、计算机外,中国商品占美国的进口份额几乎全线下降。
图4 除美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比例均较2019年上升
资料来源:CEIC,京东科技
三是美国自中国进口增速远低于其自东南亚的进口。中国和东南亚受疫情影响程度较低,是疫情下全球主要的出口供应方。然而,2020年三季度美国自东盟六国(从东盟十国中剔除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四个经济体量极小、数据更新滞后的国家)的进口同比增长14.1%,自中国的进口则同比零增长(见图5)。从出口一方的数据看,三季度东盟六国对美出口增长23.2%,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逾20%。
图 5 美国自东盟进口一枝独秀
资料来源:USITC,京东科技
关税、疫情或导致美国进口低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数据倒挂的背后,美方自华进口数据存在低估的可能:在美国对华高额关税和疫情下供需缺口的双重作用下,美国企业为控制成本而低报进口货值,或是中美数据倒挂的主要原因。
首先,高额加征关税使企业避税动机上升。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给进口商造成两难:一方面10%至25%不等的关税使其利润受到挤压,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短时间难以解决。在此背景下,进口企业或是吸收关税,自行消化或与中国出口企业分摊成本,再试图通过涨价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或是规避关税,如低报进口额或借道越南等第三国转运。Cavallo等(2019)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几乎全部传导至美国进口商,而由于受关税影响商品在美售价涨跌不一,部分行业转嫁成本困难,促使进口商通过低报进口来节省成本。
其次,疫情暴发后,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进一步上升。2020年年初,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缓了3000亿美元B清单的关税;疫情暴发后,美国又通过“排除清单”,豁免了防疫物资等部分商品的关税。除此以外,2020年美国对华关税的加征仍然广泛存在。但在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愈发依赖,这从2020年二季度的防疫物资、计算机,到三、四季度的家电、家具等商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此背景下,贸易商规避高昂关税的需求有增无减,再加上第三国转运又遭到美、越等国的趋严监管,进口低报货值的现象更加普遍。
笔者运用海关HS4位编码分析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品类后发现,不同商品的中美口径差异程度明显不同(见图6)。其中,标准化程度高、产业链全球化、关税负担较小的商品,统计偏误也相对较小,如计算机和手机;而倒挂比较严重的则大体是产业链不复杂、被加征关税或在疫情影响下美国进口需求大幅上升的商品,特别是家具、体育休闲设备。值得注意的是,从家具(大部分子品类包含在美国2000亿美元清单中,2018年四季度已被加征关税)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在2018—2019年,加征关税似乎已经对双边口径的差异产生了影响,2020年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则将这种影响进一步放大。
图6 部分HS4品类的中美口径差异变化
资料来源:USITC,海关总署,京东数字科技
经贸仍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如上所述,中美贸易数据“倒挂”实则反映了中美经贸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无疑对中美双边贸易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一度下跌两位数,关税税率越高则跌幅越大,美国在官方统计上滑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策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由于美国需求高度依赖中国供给,美国企业亦受到关税的冲击,以至于企业选择规避关税而不是对华脱钩。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难以替代。自2015年以来,要素成本上升、环保压力、外部环境恶化等因素使得以产业链外迁为主的“去中国化”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得益于配套优势、效率优势和全产业链优势,中国的产业外迁速度较为有限,反而逆势获得外资加大投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1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42%,但中国吸引FDI反而同比增长了4%,殊为不易。
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将继续凸显。正如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美经贸关系将逐步转为竞争+合作》中指出的,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体量、经济结构以及相对优势等因素,中美贸易的密切合作格局中短期难以改变。当然,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将从经贸转向科技、价值观、产业链和区域安全等领域,两国博弈不会、也不可能消失。但至少,中美经贸领域冲突很难再有升级的可能。坚韧的经贸关系也有望继续发挥中美关系“稳定器”的作用,有利于防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博弈陷入恶性对抗。
沈建光 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观点地产新媒体专栏作者
撰文:沈建光
审校:劳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