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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访谈赵晓：经世济民的江湖岁月

作者: 本刊编辑部时间: 2010-11-11 15:00:47 来源: [ 《观点》杂志2010.11期 ]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一群年轻人顶着令人艳羡的博士帽走出北大，走上了“经世济民”之路，在经济改革跌宕起伏的江湖岁月中，作为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无法被绕开。

　　这些年来，公众视野中的赵晓，不但赢了荣誉，还赢了“岁月”，2004年，年仅37岁的赵晓就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和2007年，他又分别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和“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赵晓常被邀请参加各种论坛，和官员、富人们高谈阔论，但他告诉我们，他是个草根经济学家，不仅因为他来自农村，还因为他心中始终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关心制度的转型和政策的转型。

　　聪明如赵晓，由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再到理论转型，其都能游刃从容。媒体人常有此一问：“您怎么评价自己在整个经济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他答：“我一直在做一盏照路的小橘灯，这盏灯也许能照亮别人一点点，却不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真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或者有多重要。”

　　1985年他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预想到会成为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时代到来了。

　　1992年，在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杂志社有过为期三年工作实践的赵晓考上了当时经济学的重镇南开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这期间，赵晓师从常修泽教授，并向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归”报国的杨敬年教授和中国优秀的金融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堃教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等教授学习，还和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过从甚密，才逐渐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1995年，赵晓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家经贸委工作。在国家经贸委的这一年里，赵晓以国内最早研究可持续发展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开发署在瑞典召开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项目。

　　1996年，赵晓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博士研究生，刚从海外归来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都是他的老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带领赵晓等人成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小组。

　　1997年开始，赵晓与易纲合写了许多分析当时经济发展情况的学术论文，在1999年的开头，吴敬琏教授请他们写一年的宏观经济分析。自此，年轻的赵晓跻身于第四代经济学人的行列中，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言。

　　2002年，赵晓去到美国，考察这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度是如何建构他们的市场。回国后，赵晓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也标志着其学术研究的转型。

　　而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赵晓始终对当前国进民退的不和谐现象忧心忡忡。谈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赵晓显得激动起来：“去年的十宗地王，八宗都被国有企业拿走了，现在又传出抑制房价，国进民退还只是一个表现，其实中国也在走房地产市场资本主义，中国房地产现在的发展就是最大的国进民退，加上中国政府越来多的管制，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我们现在不是计划经济，但是也没有走向像欧美这样的成熟自由主义。”

　　在赵晓看来，即便国资委在事后迅速做出叫停78家非房企主业的央企进入房市，以图对上有交待，对下平民愤，但风波仍远远没有平息。2004年的时候，国资委就下发了房地产业重组有关事项的通报，本来是想把非地产的央企排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但是这项政策到现在也没有有效实施。所以我们仍然怀疑未来这样一个退出的方向会不会坚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会不会只是一场太极的表演。

　　用赵晓的话说，国企的扩张界限越来越模糊化，民企的经营越来越边缘化，中国的经济模式并非越来越朝向成熟标准的市场经济，而是日益成为一个危险的怪胎，日益走向一个危险的道路，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奇特混合体。有人如是说，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字。赵晓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陷入近20年来最大的焦躁与不安之中，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国企排挤民企，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将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希望。

　　在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的休息大厅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赵晓先生接受了观点新媒体专访：

　　观点新媒体：您给大家的感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者，更像一个公众的学者，您是希望以后担当一个公众学者的角色？

　　赵晓：这个不是希望，因为我们国家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的转型，政策的转型。作为中国的草根学者，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山里面走出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我关心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自然的就会去关心制度的转型和政策的转型。

　　当然我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转型，更多的是从经济学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变更，这是不矛盾的。其实可能还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析角度，但是你可以去看很多的政策选择，看很多的行为选择，然后为中国的变革，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政策转型来贡献自己的一些观点。我想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定位自己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多的定位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同行，与中国转型同步的农民的儿子。

　　观点新媒体：您外表给人的印象很平和，但是您去年至今年写的文章，写的序，写的书观点很犀利，透露您内心不平？

　　赵晓：我是这样的，每到关键的时候，我的东西就有点不一样。平静的时候，是当时情况比较好，所以我说的比较少。现在中国整个的宏观经济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我说的比较多。

　　观点新媒体：国进民退，你提出是国有企业直接退出房地产，我问到建设部几个协会领导，都说国有为什么不可以与民营企业竞争，大家不是提倡公平吗？而我们从开发商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游戏规则一样，特别是给予国有企业的贷款数量、利率及各类条件都一样，那么我们并不怕国有企业。我访问过一个香港财团大佬，他认为前几年民进国退，这两年国进民退，都无所谓，因为领导层也需要平衡，社会需要和谐，你具体的想法？

　　赵晓：我想三点里面有一点应该是一样的，国家到底要怎么样？比如说国资委说这不是我们想说的，看国家要怎么做？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国家也在迷失，有的时候他很清楚，有的时候会迷失，甚至集体会迷失。比如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集体无意识。

　　这三个主体其实他们都代表不同的人，我觉得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家到底要怎么做？国企改革到底要怎么做？这是核心的问题。这要追溯到2004年，当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个政策的起点，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原来的国退民进进入到国进民退，它的政策起点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国企改革的方向改变了，中国市场改革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必须要回到对2004年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要有一个拨乱反正。包括对某些人所起的作用，老百姓现在应该清醒过来。那个阶段真的有点像是被人家卖了，还替人数钞票。

　　观点新媒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赵晓：你看郎咸平，他只能在中国内地忽悠，在香港他就不见得有什么市场，因为香港的人都很理性，中产阶级为主，你要忽悠这帮人不太容易。

　　观点新媒体：在国内比较厉害，是因为目前大家都比较盲从？

　　赵晓：国内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一开始的网民，特别是2004年的网民都比较年轻，当时网络的群体以年轻人为主，这批人是最容易被忽悠的。郎咸平2004年的忽悠也差不多是这样，把很年轻的网民给忽悠起来。他用了几个个案，但是他最后的否定是整体上的，其实个案是推不出整体的，他用程序上的不公正现象否定整个改革方向，呼吁叫停整个改革的方向，这个是完全荒唐的。那个时候中国网民很年轻，对国家非常关心，对公平非常敏感，对社会不公是非常愤怒甚至是情绪化，但是理性不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整个的十六大，原来定的国企改革的一些方向，包括布局的条件，就被叫停了。

　　郎咸平以学者的外衣，借助网络媒体，忽悠了不少人。他是以个案来否定整体，这是不对的。整体改革程序有问题，理顺了就行。改革的方向不应该停下来，这个国企改革大讨论实际上造成了大混乱。过去几年的国进民退就是这个道理。

　　观点新媒体：06年底的时候就有开发商意识到，未来几年都不是民营企业的日子。

　　赵晓：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在私下讨论，我们了解企业的趋势也是无法阻挡，你要知道这个民众的情绪，然后既得利益集团很高兴。

　　观点新媒体：你说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央企？

　　赵晓：既得利益集团不完全是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比如说在土地财政等这些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银行在房地产的贷款里面，有很多的利益，是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些主体，而是很多的人，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权利，有一些特殊的超国民待遇。这些人很愿意借助这样一个大家吵吵嚷嚷一个混乱形势，把改革的车停下来，从中来强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第一，国进民退；第二，很多方向朝着公正目标走的改革都停下来了。

　　观点新媒体：民企和国企的待遇区别很大？

　　赵晓：对，是这样的。同样的企业，同样的性质，但是最后的处理结果完全不同。脏水总是泼向民企，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温家宝总理讲的好，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让社会更公正、更和谐。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秩序里面如果没有公正，如果不能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这样的改革框架一定是错的，也违背了温家宝总理讲的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终的目的，也违背了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观点新媒体：这将会持续到下一届领导吗？

　　赵晓：下一届领导人里面有可能，但很难说。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寄希望于下一个人。大家还是有盼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社会对房价、国进民退等的意见，就可能为下一任的领导人打下舆论基础，便于其推行相关政策来改善和解决这些问题。

　　观点新媒体：舆论对国进民退已经到了极度愤怒的状态，其实当时我印象很深，我们在跟一拨金融机构，MBO开始，整个后来就叫停很多。

　　赵晓：MBO有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质疑MBO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质疑改革，你不能说不改革就不改了。十六大制定的那些改革方向，那些基本精神，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市场化的方向不应该停，民营化的方向也不应该停。当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公平，更多的透明，更多的廉洁公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观点新媒体：预计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赵晓：我觉得很难判断，也不容易回答。

　　现在我们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常的天下太平的时候，我就不太说了，出去玩了。一旦看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是很较劲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国家，国家进步了，我们分享她的收益，分享她的繁荣。当国家出现问题，情感上自然会不安。而且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一直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能够为中国的改革献智献策。

　　观点新媒体：您比较担心国进民退？

　　赵晓：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国进民退，我担心的是整个市场化、民营化这种正确的方向被打乱了。然后慢慢我们进入到一个骄傲自大，固步自封的地步。什么叫骄傲自大？原来我们很坚信，市场我们不会干，所以就愿意向别人学习。后来发现别人搞市场也搞出问题了，比如说美国，就觉得你也不过如此，这个市场我也会干。现在不好的做法是，民营企业“退”了，政府用国进民退来制造增长，国企成了主导。

　　观点新媒体：还有其他方面吧？

　　赵晓：比如说网络的工作，舆论的管制，各个领域全部倒退。这个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是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要走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肯定是死路一条。

　　改革的方向是很重要的。改革中出了问题当然需要进行纠正，但是方向不能改。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真正很关键的时候，国企改革到底怎么改，中国的道路到底怎么走？

　　观点新媒体：这个是我们政治体制造成的？

　　赵晓：政治体制是一部分，经济体制也是一部分。有一些问题是跟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跟政治体制是没有关系的。

　　民营企业给中国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大多数的税收，然后分拨一些差不多的产值。比如说工业产值，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效率更高。

　　观点新媒体：中央决策层现在有这么方面的考虑吧？

　　赵晓：其实大家都在进步。前年我去中国移动给他们上课，中国移动就跟我讲，2008年末他们请郎咸平来给他们讲课，郎咸平告诉他们要现金为王，让他们把股票、房子都卖了，结果他们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观点新媒体：钟伟也说过，2008年是土地为祸，现金为王。

　　赵晓：那时候肯定是错的，错了就错了，你承认也没关系。国企改革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因为某个人或某几个的有争议性的观点，就随便的更改我们过去改革的大方向。

　　观点新媒体：前段时间国土部计划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试点，对此，您怎么评价？

　　赵晓：我还是觉得招拍挂不要附加太多的条件，开始不要搞的太复杂，招拍挂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比较公平和透明，这是相对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加了很多附加条件一定会变得更不公平，甚至就会变成暗箱操作。所以好的东西不要把它最后变颜色，其他的问题，另外的一些问题，就用另外的一些方式解决。我主张国企应该做的是政策性住房，包括廉租房之类的，不要去做商品房，商品房应该给民营企业做。

　　观点新媒体：央企拿了那么多地王，怎么做保障房？

　　赵晓：地就交给市场，国企退出市场，去做保障房，去做廉租房，你自己定多少价格就是多少价格。但是我对保障房仍持怀疑态度。

　　我提出了新加坡模式，现在发现光市场不行，所以我们要转向新加坡模式。我认为中国要从第二代的房产改革进入第三代。第一代就是市场化改革；第二代就是房改，实际上是保障房，新加坡模式；第三代就是变革土地制度，进入到欧美模式。也不是完全不要保障，但是保障一定是为辅的。中国搞保障搞不了，中国的官员多腐败，新加坡是全世界著名的廉政制度，你没有廉政制度保障，你等于是一块唐僧肉进了妖怪的口里面。

　　观点新媒体：是不是房地产民营化得比较早，而其他很多问题被掩盖住了？

　　赵晓：首先，因为房地产太大了，全国没有任何一个资产比房地产更大的。房地产的资产高过了整个国有企业的全部资产，高过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市值，高过了我们的本外币全部的存款。所以房地产牵涉到中国人民的最大的资产。另外房地产可能会造成最大的收入再分配，可以把你一辈子的赚的钱全部搜刮走了。

　　房地产还有一个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最集中的矛盾，强烈的暴露出来，比如说原来我们国民收入分配不公，但是表现在存款上大家看不见，现在表现在房子上就看见了。你买的是豪宅，你买了十几、二十套，我一套都买不起，而且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

　　不公平不是说就是房地产造成的，原来就有，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最大矛盾。收入分配矛盾是一个社会不可忍受的疮疤。中国在房地产领域，这个疮疤也被照亮了。

　　观点新媒体：那你觉得暴露了是好事吗？

　　赵晓：暴露出来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好事，但是问题的暴露也可能进一步火上浇油，导致社会的崩溃。所以也是危险的。

　　因为房地产不仅是一个投资品，更重要是它有居住属性。也就是他是基本的民生品，如果大家连住都解决不了，也就是他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这个是有切肤之痛的。

　　观点新媒体：2010年土地供应相当于去年的两倍，保障性住房用地2.4万多公顷，其中，经济适用房用地占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的71%，你怎么看？

　　赵晓：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终于下雨了，原来叫密云不雨，这个是很重要。钱多房子少，必然会导致房价上扬，房子少的关键就是土地的垄断房地产的调控也要从两端走，一端就是需求，另外一端就是供应的增加。前一段是结构性的调整，增加保障房的比重，但是没有加大总量的供应，必然会导致商品房更加的减少，商品房价进一步的上扬，所以现在能够加大保障房的供应，同时也加大总量的住房的供应，商品房那边同样的不减少，反而增加。这种做法才能够有效，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我们说正像下了一点点小雨。总算做对一件事，这说明我们土地是有潜力的，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中国没土地。你看我们在农村的，农村的人均土地的占有是城市的4倍到5倍。18亿亩的耕地红线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一个紧张的最大的一个说辞。其实我们的耕地本来就会增加。因为我们的市场化还不是那么的完善。真正的市场化，农民就真的到城里来了，农村的地都释放出来了。实际上中国的人和土地的矛盾是越来越缓和，而不是越来越紧张了。耕地是会逐渐的释放出来，而不是越来越减少。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伪城市化，就是很多农民进城了之后，身份问题解决不了，也无法享受城市市民待遇，他在农村还留了房，城里也留了房。他们只是经济角色的转换，还没有完成社会和政治角色的转换。我们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化，没有完成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残缺，或者我把它叫做伪城市化。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实际上耕地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看金融方面肯定要下一点雨，然后税收方面再下点雨，今年的市场肯定会出现，也许就不会让人失望了。如果这两点中央都做到了，我相信今年的市场能够控制增长的态势。我觉得不要去期待能够抑制过快的上扬。如果房价能够保持稳定，收入能够年年涨，这就是每个人的福音。如果银行不愿去执行中央的金融政策，也就是执行力的问题。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监管，通过银监会来指导。肯定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还是大体上能够得到执行。

　　观点新媒体：有人说房地产还有黄金十年，你觉得是还有吗？

　　赵晓：绝对有，10年能够把中国的城镇化和城镇化的居住解决，那是中国文明的巨大进步，已经了不起的。

　　观点新媒体：您觉得房地产的价格现在是不是跟老百姓离的太开了？

　　赵晓：我想是两个问题，房价是不是跟老百姓离得太开了，这是一个问题。房价是不是太高了，又是另外一个事。房价离老百姓离得太远了，也就是老百姓买不起，不见得房价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有问题。收入分配是两极分化的，穷人太多，两极分化，可能房价很正常，但就是买不起。你买不起这个东西，可能是东西的问题，可能是你的问题。你买不起，可能是他的问题，他卖得太贵，也可能是你的问题，你收入太低。

　　很多人把这两个问题混淆。买不起房子，大家就觉得是房价不合理，有可能房价是合理的，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现在中国的房价有没有不合理呢？有，但是收入分配有没有不合理呢？更不合理。

　　因为中国没有物业税，中国的房价，土地制度又是垄断的，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垄断制度下，我觉得这个房价基本合理。

　　观点新媒体：那你还是反对物业税的？

　　赵晓：我反对物业税是有条件的，在目前制度不透明，各种税太多这样一个环境下，我是反对物业税的。你看市场分房子的那帮人，有好几套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分的，那房子不是商品房，你永远征不到他的物业税。我认为，最好是有一个公正的制度，比如有一个专家库，网上公布。

　　观点新媒体：有开发商表示其实他们并不希望政府经常政策调控，很难适应，容易把整个开发计划全部打乱，而且后来政策的放松会人为地把很多鱼龙混杂的人都放进来，地王也一下子全出来了，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晓：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及重视，建立规范成熟的规则，才会出现健康的令人满意的市场。没有好的规则，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有序的、成熟的市场。

　　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我是喜忧参半的，我们经常说中国的问题年年难过，但年年都过得还不错。我现在有一个信仰，觉得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是上帝在掌控的，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的安全由上帝掌控。其次，上帝很爱中国，每次当中国人准备要犯错误的时候，上帝都不让中国人犯。80年代我们想学日本，日本就崩溃了。90年代我们想学韩国，结果韩国就崩溃了。我们这几年赚了钱，想把外汇投到美国的投行，美国的投行就崩溃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国运昌盛，其实是上帝在操纵，所以我对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我知道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来看中国的变革，来提示人们未来的变革方向是什么。

　　观点新媒体：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会很巨大吗？

　　赵晓：我相信它的过程会有曲折，也会经历转型的痛苦，但是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

　　观点新媒体：你觉得或者你心目中想到的，第四代学者在我们当前，你觉得应该担当哪种角色？赵晓：我觉得更多的角色，已经差不多融入到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的建构中，变成了添砖加瓦等具体的东西。第一代可能就是做设计师，他提出未来的方向，到底是市场还是商品等方向或理念，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设计师的角色。第二代就有点像规划师，比如说他对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整体变动，实际上就是做规划。第三代就是工程师，具体的在做工程了。第四代则是泥瓦匠，越来越具体。

　　观点新媒体：现在我们处于这个社会，应该是最浮躁的时代。

　　赵晓：可以说是最浮躁的，也可以说是最激动人心的，发展进步最快的时代，光有浮躁就是负面，我觉得正面负面都有用，心态比较浮躁。

　　观点新媒体：据我所知，您经常跟苏鑫谈论信仰。

　　赵晓：我们一直在讨论房地产，各有各的信息来源，各有各的智慧，关键是大家都比较成熟。就像我们当年博士咖啡一样，我坦率的讲，那时候这些人都不够成熟，大家有了一点名气，有了一点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在一块，不愿意为真理的追求坐在一块。现在苏鑫的这个小圈子就特别好，大家经常能够在一起探讨，彼此尊重，我说我们一定会见证整个中国房地产变革的进程，包括泡沫出现，泡沫崩溃。

　　事实上，泡沫一定会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能够避免房地产泡沫，崩溃也是难免的。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泡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避免泡沫，中国估计也不会例外。此外，有泡沫，市场就一定会崩溃。但我们能避免产生具有极端破坏性的泡沫，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做的，不要造成大崩溃的、破坏性很强的泡沫。

　　观点新媒体：您是否坚持今年中国仍没有存在通胀问题？

　　赵晓：今年没有，我说不仅是通胀而是通胀经济。通胀是用CPI来反映，目前CPI没有多大问题。但从通胀经济来看，根据目前跟通胀有关系的一系列现象，比如资产价格的上扬，经济的高速增长，热钱的流入，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是通胀经济，通胀经济比通胀更复杂，要用一些更多元的指标来表现。所以我特别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通胀经济来了》。

　　观点新媒体：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愿意做学者还是企业家？

　　赵晓：我想我还是愿意做学者，因为我关心公共问题，关心中国的发展。做企业相对来说还是太狭隘，尽管企业家的贡献很大，但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是三种：一种是市场的企业家，创新商业模式，创业管理，创新技术，马云就是这种。一种是政府企业家，创新制度，创新政策，比如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家。还有一种就是学者，学者可以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理念，积极建言，这也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代表创新，包括了很多的概念，就是企业家。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我们可以分为市场企业家、政府企业家和学者企业家，或者叫思想企业家。我更愿意做思想企业家。

　　观点新媒体：现在都说当下的开发商并不怕楼市的调控，您对目前从事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的从业者有什么好建议？

　　赵晓：房地产行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行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自由产业，但这个行业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我刚才提到的“三转一变”，包括“转地”，你觉得一线城市玩不起，可以到二、三线城市去玩。“转身”，就是提高你的核心竞争力，做别人做不了的事。第三你可以“转行”。第四就是推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制度或者规则的成熟规范。

　　至于有学者说小开发商赶紧见好就收，我则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他们应该坚持下去，痛并快乐着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