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博鳌房地产论坛_复苏与改变中的房地产新未来
“理性”茅于轼

  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

  在观点新媒体刊登了茅于轼专访后,“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引发了社会争议。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对于争论,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说:“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

  潘石屹在回答观点新媒体提问的时候鲜明地对茅于轼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是因为茅于轼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其亦有“深刻的体会”:“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在北京有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这里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了,因为这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离CBD不远。前不久,我到这个小区走了走,发现有一部分房子甚至租给了外国人,这个小区还设有外国人专门去的咖啡厅和餐厅,这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面对诸多经济热点问题,茅于轼似乎习惯于发声,从“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到“耕地红线推高房价”再到“廉租房不该建厕所”,他的言论似乎总是引起巨大的争议,甚至遭到谩骂。

  针对网上不少批评的舆论,茅于轼在个人博客中发表“关于经济适用房诸问题的回复”一文,澄清自己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观点,不是想给出什么结论。此外,他还解释自己的观点不是在“为富人说话”,恰恰相反是出于对社会上最困难人群的关心。

  但一种困惑在于,茅于轼在经济学浸淫的“理性人”的理念似乎永远是与这个社会的主体意识相背离的,不仅仅在于民众,而且在于政府。

  对于18亿亩红线的问题,茅于轼更是直指,18亿亩红线是国土资源部去“骗”温家宝,必须搞一个红线。温家宝就被骗了,18亿亩要坚持不要放松。他引用周其仁的话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两大特权,一个是被吓,第二是被骗。

  但时至今日,18亿亩红线依然是政策所坚持的底线。

  也许正是如此种种的矛盾让茅于轼依然仅仅限于自己的学者身份,作为经济学学者而言,茅于轼似乎更在乎自己是一个了“理性的人”,而其言论的出发点,往往在乎社会群体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是建立在人类形成的社会理性基础之上的,但现实似乎永远矛盾。

  茅于轼在《择优》的序言中肯定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经济学是有局限的,但唯其局限才有其独特的贡献。茅于轼认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它不需要监督,能够自发地高效地运作。对它的失效只能凑合着纠正,不可能完全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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