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祖辈曾有过无限荣光。但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革之类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家里有时连开饭也成问题。一家6口挤于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

　　考大学和去当兵，对黄光裕兄弟和许钟民这样家境贫寒、出身不好的穷小子而言，自然是此路不通。贫困是一条恶犬，逼得少年们走投无路。

　　年少的黄氏兄弟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常常利用节假日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兄弟俩收来一些旧电器，修好后再拿去卖钱。

　　每天在1.8元的耻辱中煎熬，让许钟民和贫穷结下了深仇大恨，为驱赶这个“恶魔”，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年仅13岁的许钟民岂图偷渡香港，但差点被抓，回来后他又逃学跑到广州去贩卖走私手表。15岁那年，许钟民钻进煤窑做了一名童工。

　　有一种传言，说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是同村一起长大的玩伴。此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但据笔者了解，许钟民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县成田镇大寮村，与黄家居住的铜盂镇近在咫尺，中间仅隔着一个和平镇。十几岁时就喜欢走街串巷、四处折腾的许钟民和黄家兄弟，从小就认识的可能性很大。

　　在混沌无序中寻找出路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光裕、许钟民等人，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极为关键的一个人——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

　　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后帮香港富豪陈松青炒作其旗下的“佳宁”股票，获得“金牌庄家”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詹培忠做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内，詹培忠晋身亿万富豪之列！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残废”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从“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联交所。但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了。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许钟民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全国各地进行推销。但他登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搞推销的潮汕人。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做录音带的生意。于是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许钟民在北京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1991年，他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其后，他陆续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和“潮好味”连锁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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