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仍在血脉贲张地生长时,摄影师胡杨扭转了那些通过摩天大楼或者轰鸣的起重机来直视城市变迁的语境,用摄影机敲开了上海百姓日常生活的大门,将镜头转向平凡的家庭空间,进而带领时代目光,进入到这座城市内在性格更隐秘的深处。
从2004年开始,胡杨花了14个月时间完成了《上海人家》的拍摄计划,此时的上海已不仅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金融和信息中心,更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不同肤色、种族、语言正在这里汇集,逐渐冲击并交融着本地的生活方式。而《上海人家》中的500幅照片,正是对21世纪上海多元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胡杨极力还原每一个现场的真实性,试图以更平和的视角展现人与家这个私密空间的关系。
他会首先通过交流来了解被拍摄者的性格,然后让他们在客厅、书房、卧室或者厨房中选择最为熟悉的场景,他需要他的被拍摄者们回归到最放松和真实的生活状态。为了避免摄影行为的过分入侵,甚至按下快门时都不打断连贯的交谈,所以整组作品中充满了形态各异的瞬间表情—欢喜、忧愁、满足、无奈……有趣的是,这些情感的流露并非都与他们所在的居住环境相协调,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在色彩呈现上,《上海人家》也未做任何篡改和修饰,他甚至没有回避那些艳俗的颜色或日光灯的青色调。不追求色调统一性,对光线与色彩的放任在很大程度上抽离了摄影作品的主观情感,因此即便是拍摄那些贫困家庭也并未被渲染上某种镜头下的怜悯。所以,《上海人家》不同于其他相近题材的拍摄项目,比如《场景》中姜健运用黑白色调和被拍摄者直视的目光来置换摄影师本人情感的介入,或者罗伯特。梵德。休斯特(Robert van der Hilst)强调光影和色彩艺术性的《中国人家》。它更像一部影像文献,对于胡杨来说,真实记录才是《上海人家》的创作本源。
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上海人家的生活流,然后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上海人家”同时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宏大的视觉空间,为我们横向地剖开了同一时代上海不同阶层和族群的生活状态。城市化、外来人口、贫富差距、文化碰撞等城市现状在其中随之显露出来。它同时也在透露出一条时代纵向的信息,棚户区或者新式住宅楼,老别墅或新豪宅,照片中这些居住环境的时代变迁,也正是中国城市建设的轨迹和缩影。
胡杨形容《上海人家》就像借力用力的太极,力量本身并不是通过艺术性来先声夺人,而是借由这些家庭空间以及空间中人的生活状态所汇集的内力才逐渐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显露出来。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摄影本身的美学价值。在急速发展的上海和中国,这些短暂的影像定格已经无法复制。
胡志红(上海籍失业工人)
“我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就去舞厅里跳舞,权当健身。中午在家睡个午觉。老公在大超市里工作,家里装修房子舍不得花钱买墙纸,就想到单位里的广告促销单当墙纸贴,有特色吧(一串爽朗的笑声)?!家里三个人,儿子在读中专,就靠老公一人挣钱,经济上很紧。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能挣大钱。”
胡杰(河北籍自由职业)
“我曾在北京和广州生活过。四年前凭着好奇心冒然来上海旅居,现在感觉来对了。我是奔艺术而来的,这里有一帮志同道合的艺术朋友,我喜欢艺术村的生活。我时常会出现一些荒诞离奇的想法,不停地在寻觅,这使我很享受。艺术界的是是非非,让我着迷,又让我无奈。”
盛朝珍(上海籍退休工人) /樊九斤(上海籍退休工人)
“房产开发商看中我们居住的这块地皮,要我们搬迁。因为双方条件谈不拢,僵持了二年多时间了。现在生活很不方便,周围到处都是建筑垃圾,尘土飞扬。
苍蝇、蚊子成群飞舞。希望动迁组做做好事,尽快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
李游(上海籍公司职员)
“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白天上班心理压力很大,精神上紧张,工作又忙,下班回到家什么事都不想干,先把自己泡在浴缸里身心放松二小时,看一部碟片享受一下。”
徐元章(上海籍自由职业)
“我家里每天总会有许多朋友来玩,喝喝咖啡,聊聊天。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分别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Party,来的人更加多。我这里有许多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爵士乐录音,精彩啊!现在的爵士乐没法比的,还是老的有味道。今天的上海,又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时代了(得意地笑)。他们叫我‘老克勒’,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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