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伯南克这一代来说，较高的通货膨胀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小小的缩影。对于人们认识制造太多流动性资金的危险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教训。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改变了同行们的看法，这一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菲利普曲线是错误的。印制货币(或者用弗里德曼著名的俏皮话来说就是，从直升飞机上往下大捆大捆地扔钞票)仅能暂时地拉动经济增长。最初，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经济会被“哄骗”得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发展。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工人们会要求增加工资，公司则会抬高产品价格。较高的价格会再次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所以，印制货币的最终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在生产上没有任何增加。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美联储，还是任何人，都无法刺激经济更快地增长，只有“自然率”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自然率又取决于以下众多因素：生产力、人口变化、技术进步和出口需求等等。

　　因此，“通货膨胀将会带来工作机会”这句格言失效了。根据新的思想，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与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潜能相一致，甚至可以作为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美联储主席和总统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比尔·克林顿采纳了这一思想，也就是说，他打破了先例，不再理会格林斯潘。只有在非常短期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需要刺激经济时——美联储的两项任务才存在冲突。当然，因为总统选举是在短期内就能决定的事情，所以美联储作为政治斗争的潜在工具的功能，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对于伯南克来说，这份工作的政治功能仅仅对他产生了一个轻微的震动。我们见面那一天，他刚与财政部长亨利·M·鲍尔森(HenryPaulsonJr.)共进早餐；前一天，他会见了众议院的一位女议员。(美联储就是国会的跟班，伯南克必须小心翼翼，以防疏远了国会。)几个月前，当参议员克里斯多夫·杜德(ChristopherDodd)邀请伯南克和鲍尔森讨论“当前的一些问题”时，这位参议员，当时正在角逐民主党的提名，为他顺便邀请来的几十位媒体人员筹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对于这类事情，麻省理工学院是不会进行培训的。

　　伯南克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镇长大，当时正处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后期(上高中时，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篮球比赛)。他的父亲和叔叔合作经营一家药店。乡亲们对他们非常信任，亲切地称他们为菲尔医生和莫特医生。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就跳了级，因为从一开始他就非常聪明。正如格林斯潘一样，他也会吹萨克斯管，花了两个暑假作招待员，还花了一个暑假作建筑工人。伯南克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当他进入哈佛大学读书时，亲人们担心，一旦他离开家，他可能会忘记犹太教的教义。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虽然犹太教对伯南克非常重要，但是，和其他的个人话题一样，他从来不谈论。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研究生时，他一夜成名，年仅31岁，他就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获得了教职。

　　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关于日益复杂的经济计量学，也就是利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和预测)经济。相比之下，格林斯潘更相信自己的预感。也许这正是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但是，很显然，伯南克更喜欢借助数学公式去工作，而对道听途说的事例则不感兴趣。(在他写的关于大萧条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之类的故事。)

　　在普林斯顿大学，伯南克是一个谦逊的、爱着休闲装的教授。他发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成为经济系的主任。(他还两度在地方学校董事会任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们就像前南斯拉夫存在着种族划分一样，他们主要分成两派：“经验主义派”和“理论主义派”。每当系里开会时，两派之间就开始争论，有时候两位教授甚至因此互不搭理对方。伯南克缓和了这一紧张的关系，提升了经济系的形象，主要是他能够听取双方的看法。曾担任过系主任的伯顿·麦基尔(BurtonMalkiel)说：“我以为我就已经调解得很好了，但是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系主任。就因为如此，他居然获得了现在的职位。在听取不同的观点方面，他的确是格外优秀。”

　　在普林斯顿，他和妻子安娜，一位西班牙语教师，养育了两个孩子。伯南克表现出的精神让同事们感到惊讶。伯南克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他曾告诉过阿兰·布林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同事，说通过留意人们在口袋中摸索着寻找汽车钥匙的举动，可以对他们了解很多；在伯南克离开办公室之后，他会花上好长时间才到达自己停车的位置，这段时间他都用来观察他人了。他还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有一次，他和艾伦·克鲁格(AlanBKrueger)，也是一位同事，纽瓦克机场(NewarkAirport)等待飞往波士顿的航班。突然来了一场雷暴雨，航班延误。克鲁格建议租车走。伯南克，虽然一直害怕坐飞机，对他说，“不，我对自己承诺过，如果我到了机场，我就一定坐飞机。”

　　在普林斯顿，伯南克撰写了一些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提升了他在华盛顿的形象。其中一篇则直接指出，正是格林斯潘一直拒绝说明其通货膨胀的目标，才导致民众对市场产生挫败感。伯南克认为，如果美联储明确自己的政策，公众也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操作。比如，如果美联储证明它有决心消除通货膨胀，个人企业就不大可能担心成本的上升，也就不大可能提高产品的价格。按照这个逻辑，伯南克和其他两位同事提出建议，美联储应该更加透明，向公众明确其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2002年，布什总统要求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白宫打来电话时，伯南克碰巧出差到加利福尼亚，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一起召开编辑会议，共同编写一本教材。已经与伯南克一起工作了两年的弗兰克说，“布什要任命一位民主党人，到底意欲何在？”伯南克回答说，“实际上，我是一位共和党人。”伯南克很少谈论政治，他看待问题时，往往会透过意识形态的干扰。

　　美联储主席是一个低姿态的工作，尤其是在格林斯潘已经作出了所有决定的情况下。但是伯南克发表了一系列的常常带有挑衅性质的演说(虽然有些单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讲话中，他提供一种替代办法来解释贸易赤字，让人感觉赤字也不那么让人担心了。在另一次讲话中，他陈述了自己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总体看法。他将该委员会的工作比作开着一辆汽车，但是这辆汽车的挡风玻璃模糊不清，速度计也不是很准确。正如他所说的，“不要让一个驾驶技术不熟练的司机开车。”还有一次，他讨论了自己从学者向政策制定者的转变。他说，他感到很放松，因为美联储所需要的那些计量经济学的公式，“他非常熟悉，用起来非常舒心”。

　　但是作为主席，伯南克对于一个在他看来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贡献。2001年经济衰退之后，通货膨胀率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消费物价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伯南克担心通货紧缩会打回马枪——一种可能带来破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是，物价降低，导致商业活动减少，继而物价更低，造成恶性循环。大萧条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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