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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想象的旅行在杭州寻找爱情

作者: 柴火时间: 2009-11-23 17:19:11 来源: [ 《观点》杂志09.11 ]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盛赞杭州为“The Heaven City”，意即“天城”，是“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城市”。

　　记忆是一条河流，想象是她的翅膀。

　　壹　从北方来到南方沿着大运河旅行

　　在1934年，上海的林语堂博士写下《吾国与吾民》的六百五十八年前，一位旅行者，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商人从威尼斯出发，与他父亲尼克罗和舅舅马夫罗，穿过小亚细亚、波斯湾与阿富汗，他们跋涉过岩石丛生、白雪皑皑的荒凉的“世界屋顶”——帕米尔高原，向东穿过中国的突厥地区、戈壁滩和中国北方的黄河盆地，最后抵达中国，这次旅行花了他们三年半的时间。

　　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是一位酷爱旅行的诗人，她的诗集《北方与南方》是和地理相关的。新斯科舍省芬迪湾畔的渔舍、码头、海湾、雾和织网老人，那些精致、清晰而温暖事物，旅行与迁徙带来的感受在其间纷纷潜入了她的文字，她在诗集上作了一次想象的旅行。

　　那些村寨、河流密密地排列在纸张柔软的地图上了，我们所奢望的里程就详细地安睡其间。想象的旅行映照着我们从现实中越界的那个部分，顺着这条古代的运河到达嘉兴、湖州、绍兴与杭州……这些温暖的名字和现实如此亲近，很多的村庄出现在里边。

　　沿着运河两岸的那些湖光潋滟，桃红柳绿，菜色金黄的景观，船行其中，如入画屏。单单那些湖泊的名字，就已令人向往，扬州的瘦西湖、宝应的高邮湖、淮安的洪泽湖、宿迁的骆马湖、济宁附近的南四湖、粱山旁的东平湖。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想象的旅行去结识一个城市，我们终究会抵达梦想的远方，真正的旅行已经不再重要。南方的运河和奇异的方言刺激着我们对陌生城市的欲望，远方、远方之外的远方、甚至爱情，走在想象的路上，我们大概是个幸福的人。

　　“我在北方的书中想象过你的音容，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漫长的中古，南方的衰微，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这是关于南方美好而清晰的印象，这是跨越南方与北方的行程，更是一段关于融合、理解和爱的旅程。

　　想象成为了我们在这些封闭但却开阔的世界中生活的重要证据，我们内心早已背叛。即使我们生活的地方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地域，即使在这小小的地理空间里，我们仅仅是到达过少数的地方。但大部分世界却已在我们的头脑中展开。

　　隔着时空的距离，我们模拟着实际的地形。就好像很小的时候我们走遍了杭州的西湖还有六和塔，现在我们在杭城的时间中漫步，在城市间大小巷陌里穿行。我们来到了马可•波罗年代的杭州。

　　北方和南方已不能分离我们，虽然京杭大运河早已淤积，但依然无法阻止思念的船启航到达你我的彼岸。

　　自古许仙胜白蛇，原来所谓爱情，不过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一个人的忠贞和痴狂。

　　贰　白蛇与牡丹亭岂独伤心是小青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明•冯小青

　　为什么女性如此需要这些风流缱绻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在它们不停地传递和再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用“情迷”加以概括，并引用夏志清对汤显祖的评论：“情迷的中心宗旨，是假定爱情是作为生活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女性对浪漫文学的热爱持续至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说仅仅因为满足了一种肤浅的爱情幻想即可畅销。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在消费浪漫小说和爱情故事的狂热中，个体是在幻觉中追逐那些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和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阅读快感的实现中，发挥作用的正是在缜密的现代理性压抑下个体的受挫感。由此观之，现代社会中的“情”更像一种以超越面相出现的现实日用品，人们的需求会一直持续，所改变的只是消费品的形式而已，就像美国系列剧《成长的烦恼》中，那位已为人母的女主角会兴奋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某部言情剧，并准备好大盒的纸巾用来擦拭将会掉下来的眼泪。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是一种情感自娱，其最终价值，就是让观众沉浸于即时的情爱幻觉，心满意足地落下眼泪，然后继续她们琐细的日常生活。

　　法国文论家勒内•基拉尔曾分析一位同冯小青一样爱读浪漫作品的女性——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她爱上了传奇式人物，她所崇拜的女性都是“出名的或不幸的妇女”，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扮演她们，也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这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只要在生活中得到一点她需要的暗示，她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只和她跳过一次舞的子爵被她和小说中的人物挂上了钩，凡夫俗子仅凭一套骑马装也能让她神魂颠倒;她和迟钝木讷的丈夫调情，幻想在一群乡下亲戚中举行火炬婚礼……痴迷于阅读某类作品的人，心里已经产生了模仿意识，希望自己成为书中的主人公。

　　欲望的虚幻、自由的虚幻，也就是“情”的虚幻，在福楼拜、普鲁斯特、司汤达最伟大的作品中，爱情和攀附、嫉妒是一回事，在女性身上这个问题最终很可能会转变成一个张爱玲式的问题，就像《倾城之恋》中女主角的心理：“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对于一个寻常女子，这种感觉就足以令她坠入爱河，而且会兢兢业业地爱一辈子。而冯小青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就是她不肯做一个寻常女子。

　　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既为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必美丽而聪慧，幼年时还从一老尼那里得来“早慧，福薄，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的不幸预言。正如所有故事中不幸的预言都会实现一样，小青不但“识字”，而且好读书、工诗文；十六岁嫁与杭州冯生做妾，婚后不容于正室，被远置孤山佛舍，两年后即病死。“冷雨幽窗”诗是小青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中的小青独居佛舍，愁惨欲绝之时，打开《牡丹亭》，感于书中女子的痴情而心有戚戚焉。

　　从潘光旦写作“冯小青考”的初稿到《冯小青》一书的出版，之间经过了七年，这也正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影响正劲，爱的理想勃发、“新女性”观念流行的时代。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超越了一切古老的女性品德，成了女性生存的第一理由。

　　时至今日，我们的时代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公众对于精神上的东西的兴趣明显地减少了，他们在热情方面的预算日益缩减”。(《一八四六年的沙龙》)当代对情感重要性的认可似乎承继了“情”的启蒙时代遗留的理想，然而实际上日趋商品化与快餐化的情感消费方式已经将“情”的价值变成了点缀在物质盛宴上的一朵绚丽而做作的萝卜花。在减少一切精神追求可能带来的痛苦和破坏力方面，平民百姓真正掌握了一套与权力持有者和文化精英相联盟的技术。这时，重新省察我们的欲望能力，或者那些让我们在盲目中竞相摹仿的“欲望介体”，大概就不只是冯小青的事，也不只是女人的事。

　　附录：

　　◎西湖的宝石山下，有世人尽知的断桥。断桥并不断，只因古时当地有一户段姓人家，所以称为段桥；该桥处于白堤的尽头，与陆面是断开的，因此又称为断桥。发生在断桥上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断桥相遇，雨中送伞，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传说是一段人蛇的旷世奇缘。

　　◎西泠桥边有亭曰“慕才亭”，亭中为杭州名妓苏小小之墓。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她为了情郎，在西湖边建了间茅草屋，每天以琴棋书画卖艺为生，但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自己的情郎回来，郁郁而终死在桥边。亭上题着一副楹联：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着西泠。

　　那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爱情，在小巷的转角，或者刚刚踏上桥中央猛然间的一抬头，那个人，仿佛要刻在你的心里一辈子。

　　叁　戴望舒与林徽因爱是丁香一样的忧愁

　　1927年夏天，戴望舒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幻灭与痛苦，心里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这时戴望舒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诗作《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的戴望舒仿佛彷徨在江南的悠长的雨巷，等待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其实，戴望舒一生的情感生活也充满了“雨巷”情结。

　　戴望舒认识施绛年缘于她的哥哥施蛰存。那时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主编，和戴望舒是好友。起初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后来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主推戴望舒的诗，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一度让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完全相反的诗歌。有了这样的关系，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在那里，他见到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施绛年当时在上海中学读书，性格活泼。戴望舒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出版时，他在诗的扉页题字给绛年，大胆向她表白。但绛年对戴望舒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之心。她比他小5岁，对戴望舒写的诗并不以为意，甚至在看到他给她写的诗句时，也没有丝毫被打动。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希望他知难而退。可是她愈是这样不果断拒绝他，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有一回，戴望舒终于无法忍受这恋爱的折磨，他跳楼自杀来向绛年求爱。

　　戴望舒的过激行为，终于让绛年开始正视他的感情。她依然不爱他，也许是戴望舒那自小落下天花的麻子脸让她无法爱他，但在他以死相胁之后，她勉强答应与他先订婚。但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他必须出国求个学位，回来有个稳定收入才可。想必绛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子，戴望舒只会写诗，她对经济上的担忧过重了。

　　戴望舒为了一份爱情，不情愿又必须地踏上了“达特安”邮船赴法留学。在国外的几年，戴望舒根本没有心思学习。在巴黎一年，他几乎没有去听过教授讲一堂课，而是每天躲在宿舍里翻译书稿换生活费。这时，远在国内的施蛰存给戴望舒邮寄过他的工资作生活费。而绛年呢？在与戴望舒分别之后，据说她与一个冰箱推销员恋爱上了。当年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髦的行业，发展前景也比较看好，绛年与推销员在一起，感觉非常好。这一切施蛰存当然知道，只是他怎敢告诉戴望舒呢？这不好的消息却传得很快，不久戴望舒就在国外风闻。这样，他就更没心思读书了。他在国外没有拿到任何学位，倒是翻译了很多书。他回国后，找到绛年，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当着施家父母的面，打了绛年一巴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恋爱。

　　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却加深了他内心自卑的情绪。自小长相上的缺陷本就让他自卑，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更让他的自尊受到打击。他内心依然深爱着绛年，但已经没有用了。就在他以后的婚姻中，绛年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出现，一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

　　附录：

　　◎《雨巷》是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据考证这首《雨巷》的原型就是杭州的大塔儿巷。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11号。这条中河边幽静悠长的小巷，东出皮市巷南段，西接上华光巷，戴望舒在这条小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不过，大塔儿巷戴宅今已不存。

　　◎在西湖的“花港观鱼”，有林徽因的纪念碑。说到林徽因必定要提到徐志摩，林徽因一直是徐志摩梦中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完美身影。

　　当时是一个纯情的年代，两个纯情的学生写了一首纯情的歌。

　　肆　梁祝越剧到音乐的传奇

　　《梁祝》改编自中国传统越剧，是中国古典戏剧与现代音乐最成功的嫁接，作为流传最广的中国原创小提琴协奏曲，1959年，《梁祝》首演于上海。它的创作者、当时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的陈钢(24岁)和何占豪(26岁)，以及演奏者俞丽拿(18岁)，他们半世纪的命运从此与这部乐曲紧密相连。

　　1958年，是一个亢奋的年代，人们都想标新立异，浮夸之风甚嚣尘上，但夹在这股旋风中，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混在那些土高炉、小高炉的“铁水”中同时出炉了！

　　那一年，上海音乐学院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号召全体师生“解放思想，大胆创作”！被“大跃进”鼓舞着的年轻学生按奈不着激动的心情，在长江轮的甲板上聚集了几位管弦乐系小提琴一年级学生，当时他们正下乡赴淅途中，其中就有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人。他们的闲扯终于集中到一个令人振奋的话题：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有了“实验小组”，同学们的思绪一发而不可收，当夜拟定出三个题材上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哪三个题材？其一是“全民皆兵”，其二是“大炼钢铁”，嘿嘿，你想笑了不是，可处在那时代，这些题材绝对是不应该笑的。而第三个嘛，竟然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许何占豪以前曾在淅江越剧团当过二胡演奏员，硬是把这题材加了进去。

　　以后的某一天，淅江温州的农舍里，迎来了专程赶到的上海音乐学院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带来了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的选题决定。孟波，1935年始就投入新音乐活动，解放后与贺绿汀一起筹建了中央管弦乐团，作有三百余首群众歌曲。孟波毫不犹豫地在第三个题材上打了个“勾”！从而勾出了一部全世界爱情故事的经典，让全人类欣赏到了中国蝴蝶的翩翩舞姿！

　　同学们还是感到意外，随即是狂喜无比！何占豪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如鱼得水，一口气把越剧《梁祝》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等串起来，用小提琴试奏了一下，效果还相当不错，后来就是人称的“小梁祝”。鼓舞之余，何占豪突然感到肚子里“货色”全掏空了，无法使“小梁祝”变成“大梁祝”了，原来，何占豪毕竟是小提琴一年级学生，从未学过作曲，小提琴主旋律的初步成功离“协奏曲”的庞大内容相去甚远。

　　这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向孟波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高材生，人称“四只音乐眼睛”的陈钢。两位年轻学生强强联手、相得益彰，迸发出了罕见的创作灵感及激情，为了体现协奏曲民族化，他们甚至敲开了西洋作曲及演奏的传统，把二胡的指法揉进的小提琴，在协奏部分的处理上移植进大量倒板、嚣板等戏剧程序，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初时，未让俞丽拿担任独奏小提琴，因考虑她的高超琴艺，应争取国际大赛的大奖，万一试验砸了岂不误事？怎奈俞丽拿认定了《梁祝》，这终于成全了其一生的荣誉！《梁祝》首演于上海“兰心”大剧院，获得了空前成功！《梁祝》初演时阵容，从作曲到演奏员全部是在学学生，史无前例，连指挥也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樊承武！樊承武，指挥《梁祝》成功后次年毕业留校任教，芭蕾舞剧《白毛女》指挥就是他。

　　《梁祝》的国际首演是在苏联，由曹鹏在1960年10月5日于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晚会上，指挥著名的小提琴家鲍•格里斯登隆重献演，并在第二天再举行了一场“无观众音乐会”向国际直播，《梁祝》是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之最爱。是她为《梁祝》起了个外国名字：《Butterfly Lovers》。她最爱蝴蝶，家里的墙与地毯上布满了蝴蝶，演出《梁祝》时还特制了“蝴蝶旗袍”。

　　附录：

　　◎长桥：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的著名地点。位于西湖东南角，邻近净慈寺，桥名“长”而桥梁并不长。

　　◎凤凰山北侧万松书院。晋朝时梁山伯和祝英台曾在此同窗。现在，每周的相亲大会让万松书院远近闻名。